我國留美學者何炳棣在195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了「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堪稱是檢視中華民族自明朝初年到中共建政這一段，將近600年的人口變化的經典著作。
歷史與人口相互影響
他提出中國的稻米產能在太平天國革命前已經到達飽和，經濟停滯，人民痛苦，激起民變，故而康雍乾盛世以迄道光年的人口持續增長，種下清朝由盛轉衰的敗因。這個歷史診斷引發很多爭議，至今辯論未休。歧異核心之一在於，是由人口解釋歷史，還是由歷史決定人口。
何炳棣在1959年的經典論述帶有濃厚的「人口論」的影響。馬爾薩斯1798年匿名發表的「人口論」絕對是一篇經典，影響後世經濟學、社會學甚鉅。
該文指出，人口成長是以等比指數增加（每25年增加一倍），而糧食生產只能是等差級數，若不能控制生育率，糧食供應一定跟不上，飢荒與社會動亂必定跟著而來。用這個架構來看，人口增長是清朝發生白蓮教動亂與太平天國的結構性因素。
人口論影響達爾文
「人口論」不只影響了1959年的何炳棣，更在百年前影響了達爾文。青年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環遊全球時行囊裡有兩本書：「人口論」及萊爾的「地質學原理」。
航程中達爾文不斷被繽紛神奇的生物萬象刺激，尤其在南美洲外海的哥拉帕哥群島的芬雀與大蜥蜴，這兩本書觸動靈感，使他有了演化論的初步輪廓，沈吟十數年，到了1859年才謹慎地正式發表，後來也成為經典。我們可以簡化地說，達爾文的演化論是「人口論」在生物學的延伸與應用。
上個世紀六零年代何炳棣寫書的時候，整個學術界剛好慶祝達爾文發表演化論一百週年，大家沈浸在「演化綜合論」的勝利典範(paradigm)裡，遺傳學巨擘說：「大大小小的各種的生物學研究不過是為演化論作註腳而已。」這種黏著與臣服於一套範式規程的研究，被認為是科學工作者的基本準則。
觸發革命火花
這情況一直要到1962年哈佛科學史新星學者孔恩(Kuhn)提出「科學革命的結構」才驚醒，有了有關「科學是什麼？」的重新檢視。用孔恩的分析結構來說，二十世紀以來，生物學界處於古典達爾文範式所規約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中，要到七零年代以後，古生物學者古爾德等人提出「點斷平衡論」挑戰達爾文學說的「世系平衡論」而觸發革命火花。
到了八零年代以後，脫胎於達爾文古典演化論的漸變論演化模式，不再享有獨佔地位。也在六零年代末期，地質學傳統的造山理論「地槽說」也發生危機，後來被「板塊構造論」取代，現在已經成為教科書唯一陳述的理論了。
生物學與地質學都被革命了。也到了該重新檢視何炳棣論點的時候了，因為當年的科學範式已經鬆動改變了。下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