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效率導向，市場付代價
The Hard Truth About Innovation
亞當•斯密在1776年經典的《國富論》中指出，精確分工能帶來生產力的躍進。40年後，大衛•里卡多在《政治經濟與稅收的原則》更進一步宣稱，世界各地將因當地優勢的特產，而生成國際間的貿易分工體系。
兩者都反映了工業革命的意義：不只是新技術的應用，還包含新的生產實踐哲學。特別在後面這層意義上，這兩位哲學家也是有管理科學之父稱呼的泰勒及戴明的先驅。
市場平衡的破壞
然而，在這兩世紀以來對效率的熱情追逐中，衍生的副作用較少被關注。首先是市場平衡的破壞：多數人類社會的才華與成就、身高、智力，都呈現俗稱「鐘型曲線」的高斯分布，意味大多數人都位於均值附近。但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常模卻是俗稱「八二法則」的「帕累托分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破壞了社會穩定。
《哈佛商業評論》指出，這世上不曾出現比矮個子高出十倍的巨人，因為身高參數在個體之間沒有連動關係；但名人的社交媒體追蹤者卻能達到一般人的百萬倍，因為人的知名度具有非獨立的「連動性」，及俗稱的「西瓜偎大邊」。人的財富也因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連動性，而導致大者更大、超大、恆大。
逐利之轉嫁外部成本
1978年，100家盈利能力最強的公司獲得了所有上市公司總利潤的48％，但到2015年這個數字卻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84％。這往往與低水平的競爭，高消費價格和高利潤率相關。但就像今日全球8成的杏仁都產在加州中央山谷、全世界的手機集中使用兩種作業系統，只要一個天災、一個病毒，就足以癱瘓整個經濟產業。
再者，私企驅利而追逐效率，讓消費者坐收漁利，是在健康競爭的前提下。然而一旦產業形成壟斷，「私人利益極大化」的行為就會對公共價值帶來傷害。例如沃瑪爾超市專門聘僱低廉勞動力、不思為員工加值，結果他們給予消費者的低成本優勢，其實導致旗下230萬低薪員工每人平均每年要領8萬5千台幣的政府補貼過活。這些成本都轉嫁到同時也會在沃瑪爾消費的納稅人身上。
保持適當餘裕
還有一種常見操作：大股東給總裁股權承諾，總裁轉而榨低薪資和未來研發投資的方式「刷出短期報表紅利」，待股價應聲上揚後就變賣撈本。等市場看破股價回跌時再重操故技。
《哈佛商業評論》直言，在正常時會有繼起的王者取代這些體質腐敗的王朝，但目前許多行業政商勾結、設高門檻阻擋新進挑戰者進入。這類短視近利的小圈子行為，讓企業整體和勞動力都受害。
對此，該評論建議幾條克制新自由主義的保守路徑。諸如過度高效精密的系統，可能連一粒沙子的闖入都將導致運作大亂；因此保持適當的餘裕、將雞蛋分在不同籃子、用關稅壁壘擋住一些跨國集團無限制的市場征服、給定存式的長期持股者股份配重加權，以避免企業總為迎合短期炒股者做出短多長空的操作等。
https://hbr.org/2019/01/rethinking-efficiency#the-high-price-of-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