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資深撰述邱慕天雅加達分析報導】昏暗的燈光、發潮失修的牆壁、明顯久未更新的館藏、不附英文的單語文字導覽、不見蹤影的管理員，5分鐘就讓人走完內部、不想再逛。這是東南亞最大、號稱世界第三大的茂物植物園中的「動物學博物館」，展現了如此面貌，多少說明了印尼的公共領域經營的現況。
在雅加達南方約兩小時車程的茂物（Bogor），有座佔地87公頃的茂物植物園。它是在19世紀初由殖民的荷蘭爪哇總督建立，專門用於研究和培育產自印尼群島部分地區的植物。然而若扣除參天巨木、多樣性的熱帶植物，這些荷蘭人保留的上天饋贈外，整個園區內最值一書的，只位在西北一大區的茂物總統行宮。
總統行宮禁止參觀
茂物總統行宮為原荷蘭總督行宮，建於1745年並有「印尼白宮」之稱。可惜縱使被繪製入植物園地圖，實際上卻有鐵籬將行宮的草地、建築與植物園的公開區嚴嚴隔離。
荷槍實彈的迷彩軍人們在鐵籬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原本輕鬆閒談或分著菸抽的他們，只要看到遊人靠近時，便會警告不准拍照、逗留——可惜了整個園區最美的景，那些籬內整治得漂亮的蓮花池，與行宮倒影的波光輝映。
社會分界壁壘分明
1966年，印尼發生流產共黨政變，以及緊接著的蘇哈托軍事獨裁。從蘇加諾到蘇哈托半世紀統治下，在進入21世紀之際只為印尼留下了殘破的公民社會基礎。如果說日本、南韓是「大公小私」社會的典型代表：個人願意私領域的空間及自由被擠壓，換來社稷市容的文明秩序、寬敞、體面；印尼與許多東南亞國家就是恰恰完全相反的「大私小公」社會。
從機場到各個公務行政場合，印尼身掛衝鋒槍的制服軍人隨處可見。即使極端主義攻擊並非雅加達當前最需要擔心的事，然而社會的分裂與緊張卻由此可見一斑。除了包括華人在內的富裕社區嚴格向外自我隔絕外，走在泛雅加達，旅館、大教會等高雅場合，幾乎都在停車場外配置門哨及大量保全，帶著掃雷鏡對進出車輛進行魚貫盤查。
(雅加達行政中心常可見到身背衝鋒槍的武裝警察。（photo by energitoday）)
8成人口瀕臨貧困線
民間領域猶如堡壘，象徵的社會不穩定，多被歸咎於貧富差距。「世界銀行」2015年底報導指出，進入21世紀頭15年的印尼GDP不間斷的增長，卻僅僅流向2成頂層人口。衡量貧富不均的「吉尼係數」從2000年時的30，一路上升到41（近兩年逐步為40與39）。全國則有3分之2人口，相當1億6千萬人，每天生活費只有瀕臨貧困線的2美元左右。
（雅加達貧民區生活與垃圾為伍 (photo by wikimedia))
如此便不難理解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為何蘇哈托一句「佔印尼3%的華人，竟擁有全國80%的財富！」就可將經濟矛盾輕易轉移到族群身上，讓印尼人對其國內各大都市華人的店鋪、住宅、人身進行破壞與攻擊。
社會的信任無法靠強制手段修補。當初蘇哈托為了反共，切斷了印尼華人的中文教育以及與中國的聯繫，然而至今只說印尼文的華人卻仍與其他印尼族群生活圈鮮少交集，華人（尤其富裕者）在面對這「大私小公」的社群思維下，對外族與外人頗為戒備，反而形成很多自己的教會、名媛社交圈、跑車俱樂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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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加達充滿高樓大廈的城市天際線(photo by wikimedia))
犧牲公益難發展
將「生人勿進」私人空間隔絕於公眾並加以擴充，人們在內享受軍隊或私人保全維持的局部繁華與安寧、刻意用階級與素養劃分出來的格調，但凡出外則需面對爛路、紛雜的街景、污染的空氣，空間高度被盤查點（checkpoints）分割（compartmentalized），造成的心力及成本消耗。貧富在空間政治的懸殊對立下，以私利犧牲公益真能成為印尼發展之解答嗎？
印尼總統佐科威自2014年當選以來，便設法向富人增稅、加強基礎建設、去管制化並放寬購買土地的條例，以改善投資環境。然而若藉此吸引而來的「北方資金」，是那種只曉得圈地開發炒樓的、或藉著設廠投資紅利而榨盡當地勞力資源之惠，不知道雅加達數以百萬被高樓蔽日的貧民窟，會否像咱們反對起「服貿」這樣，大罵引入「紅色」與「綠色」資本的佐科威是在「賣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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