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西村，一個因環境抗爭與《南風》攝影集，而廣為人知的沿海小村。但是，檯面上的新聞，鮮少突出此地的高齡議題。在這樣的偏鄉，長者如何安老？作者身為都市成長的青年世代，反思自己與台西村的阿公阿媽，雖是血緣至親，卻像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為了解這份差異從何而來，作者於碩士階段展開田野研究，試圖理解環境抗爭之外，台西村的高齡者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模樣？
本書描繪的台西村高齡者，出生於1930、1940年代，自小從農，大部分只接受過數年小學教育。到了晚年，因台灣社會的劇烈變遷，他們難以再循傳統農耕社會的大家庭模式，將勞動責任交予下一代，也無法在子孫環繞下，安養天年。
台灣西部沿海一個偏僻小村裡，住著一群年事已高的海口人。
海口人出生於戰亂時代，自小從農，大部分只接受過數年小學教育，一輩子勞苦營生。身體成為他們摸索世界與理解社會的基礎，並據此建構起生活方式、人我互動及價值觀念。因為長時間投入勞動，他們與身周環境維繫著緊密關係，而著根的地方紮得既深且牢，更影響了他們對晚年生活安排的看法。
還留存在老家者
我的祖輩在此建厝，然至今還留存老家者，只有阿公、阿媽二人而已。他們二人雖是我展開碩士論文研究的起點，但在實際探訪村裡高齡者之前，我只是一名長年生活於台北、偶爾返鄉度暑假的孫女，平淡停留於祖孫關係所框限的相處經驗，並無密切互動，甚至沒有和同村人對話的印象。幼年時在阿公、阿媽教導下的台灣話，更漸漸被台北的都會氣質洗刷得七零八落。
在我的家族中，無論是留在老家的親人，或遠赴他鄉打拚的出外者，都盼望下一代在都市裡取得社會菁英的資格，未來過上不一樣的人生。在這種盼望下，我自小生活在物質豐裕無缺、毋須拚盡力氣生存的環境，浸潤在文字所架構起的體制中，系統性地學習特定的社會表達與各式標準。
這些在都會裡的生活經驗、學習成長，卻好像成為一道柵欄，隔開了我與家鄉。隨著我年紀漸大，日漸感到柵欄越築越高，好像阿公、阿媽那一輩人的標準、知識、表達，都和我有很大的差異，幾乎像是不同世界的人。
我不理解他們，也少有理解他們的機會，或許是因為這群人鮮少顯影於公共的視野中，也未曾在我熟悉的文字書籍裡現身。屬於那一世代、那一群人的集體記憶，存在於親密的口頭述說裡、存在於未患阿茲海默的腦海裡、存在於泛黃的老相片、也存在於田圳屋瓦的崎嶇紋理中，卻不存在於文字世界裡。即使有些故事在家族成員間流淌、傳承，在公共層面上卻鮮有聲息。仿如一株植物逕自在角落生長、開花與腐朽，而不為世界知曉。
故事發生在台西村
台西村高齡者的過往如何引領他們行至當下，乃至於當下立足之處所關聯的遲疑與未解，是我研究期間的焦點。越是深究，越感書寫成書的必要─他們的人生故事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台灣自日本殖民後期以來這七、八十年的農村轉變，包括那一世代的人們如何活過戰後的刻苦生活、城鄉移動如何發生、以及當代農村老化趨勢的具體景象。
故事發生的地點台西村，之於社會大眾而言，是萬千衰退農村的其中「之一」；許多人的長輩，也是高齡化趨勢底下的其中「之一」。
「之一」看似瑣碎平凡，是日復一日不斷經歷的日常，沒有特別之處，沒有足以令人聚焦的吸睛亮點，但事實上，「之一」代表著還有眾多千千萬萬個相似的案例，這些經驗因此超脫了個人，具有集體共享的意義。
凝視與書寫高齡者的日常，並非純粹的故事分享，而是政治性的行動。我想起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看法，他認為，研究者必須將日常生活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來探討，也就是將日常「問題化」：假使現況還有改革的必要，則在當今世代中，已經不限於在政治、經濟等結構性的層面改革，而必須回歸人們的生活世界，因為改革涉及了在日常生活質性上的變動與改造。因此，深入理解常民的日常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微觀日常世界
本書延續這樣的關懷，希望透過建構起高齡者的微觀日常世界，描繪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如何行過困頓的人生，並在晚年的變動中，如何調整生活秩序、如何轉換關係、如何在衝突與矛盾中掙扎並經歷調適，而他們的過去又如何奠定了根基，形塑了他們的信念、認同與價值觀，據以度過晚年。
這群留在家鄉的人，在此生長、安家、衰老、逝去，與移居他方的親人好友或遠或近地維繫不等的關係。我站在那方與彼端，凝視他們，叨絮著這些既平凡又特別的人物生平，零零碎碎蒐集起在時空甬道中碰撞所產生的對話、回聲與鳴響。作為一名投石者，希望在石子入水的這一瞬間，能夠激起漣漪，製造更多四濺聲響。
織補工多半凋零
雀仔人如其名，如小雀一樣鎮日忙活，勤快家務事、田事，還有各種雜工。她喜歡說話，有人的時候說，沒人的時候也說，話說得多又快、快又好，串串俚語，生動非凡。高齡八十有三的她，仍努力在生活裡填塞各種工作，時常告訴外地返鄉的子孫：「我才毋是閒人！規工攏咧捙拚！」
她的童年艱辛，那根深柢固的生存緊迫感，似乎跟著她一輩子。
雀仔總是不停做事，一刻也閒不下來。若有漁網可織補，她便不會午覺。像在和時間拚鬥，每一次都要在速度上追求超越。午後若補好四張網，她便欣喜滿足。雖然渾身疲憊，夜晚得拿舒筋霜揉一揉手腳，但肯定能一夜好眠。
時至今日，織補工多半凋零，像雀仔這樣的工人，村裡一隻手就數得完。台西村那間漁網織補工廠依舊存在，經營者已經從挺仔的父親頂仔，傳到頂仔的孫子一代。只是織補的工作，從以前棉線製成的漁網，改為由塑膠繩線穿成，亦有機具協助編製，業務也擴展出醃菜網、籃球網等各式網具。
偶有外地工廠慕名而來，對著雀仔說：「我揣真久，才揣著遮，聽講遮閣有人會曉補！」雀仔每回聽見此話，總是樂呵呵笑，既驕傲又大器地向對方表示：「若有網仔，就提來！」
於是網子一車又一車載來小小的三合院，每回都在宅院右側無人居住的廊下堆積如山。工廠主說：「有閒的時做，就好矣，我過一站仔才閣來提。」但雀仔總是在網子一載到的當口，便整日投入縫補漁網的作業，幾乎是不眠不休的架勢。據她的說法：「我人都閒閒，加補一張，就加趁一張的錢！」
渾然不覺時間流逝
雀仔的技術確實高超，工作時，手部動得飛快，穿線之間毫不滯留，身體餘部幾乎無甚動作，只是支撐。漁網上的經緯如工廠的生產線，一格一格以規律迅捷的節奏輪替。一張漁網平均一個小時能補完，雀仔一天最多能補七、八張。
除了隨日頭西斜、為躲避陽光而起身挪動位置，她整個下午就坐在一張有靠背的小凳子上，旁邊只有裝著剪刀、梭繩等工具的一個生鏽乖乖鐵桶，渾然不覺時間流逝。
織補雖不算耗力，長期坐著，也會坐出些職業病，對高齡的老人家來說，更是無可避免。雀仔在工作結束後，常常嚷嚷著手腕疼痛僵硬、背脊彎曲不直，甚至剛從椅子爬起來便頭昏目眩，搖搖晃晃，快要跌倒。
兒孫見到雀仔如此，總是力阻，要她不要再接織補工作了。但她沒有理會兒孫意見，只轉頭向工廠主討了更高的價格。停滯數十年的價格終於在人才凋零的現時，不得不有所更動：從一張網三十五元，漲到一張網七十五元。
勞動價值的體現
以兒孫角度來看，雀仔根本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把自己搞得渾身痠痛，去賺取那點微薄利潤。確實，以市場價值衡量，織補工作的投資報酬率甚低，沒有賺頭。在一般人眼中，這只是被「剩下來」的工作。但對於高齡者來說，這項工作所涵括的意義卻遠不止於此。
金錢收益雖是雀仔的動力來源，但織補工作所牽連的時間、體力投入與產出回饋，才是她能夠持續日常生活的原因。能夠從事織補工作，是一種勞動價值的體現，不僅替代了因為不去田間工作而空下來的大把時間，也是雀仔證明自己仍具有生產力的方式，她可以從中感到付出與收穫的成就感。
二〇二〇年夏天，兩人的小女兒回鄉，臨走前，雀仔忙著打包蔬菜食物，進進出出，就在曬穀場上與小女兒對撞，直接往後仰倒在地。匆忙送醫後，開始了漫長的療養。
最初幾個月，她得仰賴旁人幫忙洗澡、換衣服、上廁所，幾乎無法出門。
整日都躺在椅子上
雀仔的復原過程，牽動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質配置改換，以及她與子女的關係。雀仔要定時就醫，必須有人攙扶，也得靠人開車載送。小女兒在雀仔傷後初期，幾乎每週都留鄉照顧父母。她是個勤於照顧環境的人，自從接手家務工作，就開始整頓過去因老人家無力打理而顯凌亂壞損的屋宅內部：買了一台新的洗衣機，將雀仔平常習慣歇息的座椅鋪上軟綿綿的坐墊，讓她不必起身移動，而能整日安歇於此；同時也清掃廚房內外，將雜物收拾妥當，以免造成路障，又在昏暗廊上安裝一盞感應式照明燈，防止晚間看不清路再有跌跤。
這樣過了幾個月，雀仔頭部的傷已然好轉，手骨卻仍使不上力，怎樣都無法像傷前活動自如。看了漢醫，也持續復健，卻似乎成效甚微。她常一臉愁苦，無奈嘆息：「就按呢矣啦。」
因為受傷，雀仔忙碌充實的日子，倏忽被抽取一空。因為活動不便，她整日都躺在椅子上，有時暗自神傷，漸漸不想進食，也不願鄰居朋友來訪，說自己這樣「袂用得見人」。家人輪番陪著她說話，她的精神卻不見好轉。
傷後日常是無常
傷後一年，雀仔終於能夠走動，單手提得起鍋鏟，也能拜訪鄰人。雖然手部仍然無力，但臉上笑容漸多。原以為情況就要好轉，誰知旋即遇上嚴重疫情，鄉人遍地恐慌，人人緊閉家門，連院落也不願踏出。往常到鄰家串門子的習慣被迫終止，子孫千叮嚀萬囑咐，要自家長輩出外必戴口罩，沒事不要出門。
受傷後，雀仔不再去田裡，因為腿骨漸漸無力，連騎腳踏車都喊疼，甚少外出走動。雀仔只能盼望著她的漁網工作。可是近年補網的工作量也少了，她無聊的時間越來越多。因為行動能力有限，往往只能坐在廳裡放空，偶爾拿起手機、點開YouTube，喃喃說著「我欲看囡仔」，一邊這樣說、一邊伸出食指滑動螢幕。這是她的兒女教了多次以後她總算學會的成果。就算不識字，也能看影片消遣。
不能再勞動
她一向喜愛年齡稚幼的孩子，他們天真無邪的可愛模樣，總會讓她露出開懷又溫柔的表情。
後輩總催著雀仔要多走、多動、多吃東西，盡量心情樂觀些、不要想東想西。可是對雀仔而言，投入勞動的身體條件如今越來越嚴苛，每每努力去一趟菜園回來，腿骨就痠疼不止。她常常一邊推著藥膏、一邊哀哀抱怨著：「做死，這跤腿是按怎、我無路用矣。」幾次以後，雀仔本人與旁觀的家屬，才在不同的時間點漸漸明白，她已經不能再勞動了。
出於對健康的顧慮，家人易視她為「囡仔款（孩子樣）」，她自己也容易如此自嘲。不只是雀仔，整個社會環境在各種與高齡者的互動之間，時常有意無意顯現出這種態度─高齡者是需要有人看顧、需要被檢視行為的對象。原因很複雜，中間總是投射著家人的盼望、主流社會對於「健康」定義的標準，以及對「老年」的隱約恐懼。
一方面，兒孫希望看見高齡者妙語如珠的活潑樣子，希望他能保有成人的健康活力；同時，期望卻也如同迷霧，讓人看不清高齡者的真實情境。高齡者的真實需求，常常經歷一番拉鋸、抗議與行動展示、才能顯現，從而才有機會與家人的諸般期待達成平衡。
家屬對雀仔懷抱著能夠盡量維持生活自理的期待。但是，生活自理的範圍如何拿捏，在實際情境中卻是充滿困難的進進退退─當她的體能好一些，就能多做點事；體能差時，一切幾乎癱瘓。
旁觀者究竟是要盡量維持她對生活的責任，讓她緩慢地為植物澆水、有力氣時為家人煮飯；還是相信已經到了不可逆的階段，轉而接手一切，讓老人家靜養？對雀仔來說，在她精神恍惚，難以應答時，她又如何表達自己？
這些困難，都不是發生的當下能夠決定的。家屬只有仰賴著對她平日行為與個性的知悉，在照顧她與放手之間慢慢摸索著適切的作法。 (章文/輯)
《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
作者：康舒雅（曾獲台灣社會學會田野工作獎作家）
出版社：游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