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談人：邵玉銘先生 (前公共電視集團董事長)、林照真女士 (台灣大學新聞所所長)、吳琬瑜女士 (天下雜誌總編輯)、林意玲女士 (台灣醒報社長)
主持人：邱慕天先生(台灣醒報副總編輯)
記錄整理：孫啟梅、楊蕓、蘇家瑩、譚有勝
報已經創辦9年，這段時間只見媒體環境每況愈下，因此當這次座談會主題「次世代媒體人才傳承」底定之後，便想邀請官、產、學三界媒體共談如何面對這樣的新聞媒體環境，很高興邀請到前公共電視集團董事長邵玉銘、天下雜誌總編輯吳琬瑜與台大新聞所所長林照真，與台灣醒報林意玲社長一同座談。
新媒體需掌握ABCD
今天新聞量愈來愈多，但新聞品質卻沒有跟著上升，身為傳統媒體人，面對愈來愈惡劣的媒體環境，不禁憂心忡忡、備感焦慮。然而，我們卻也同時可以從那些身處新的數位環境，不斷向上謀求生存的媒體身上，找到精彩可期的發現。
正如同剛才茶會中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所言，年輕人必須學習發掘、結合「A、B、C、D」【編按，AI（人工智慧）、Block Chain（區塊鏈）、Cloud（雲端）和Data（大數據)】的英文縮寫，可參考3版「醒報走過9周年 名人樂聲獻祝福」），使媒體能夠在新世代生存下去。
不過，我們也好奇新科技的產生是否會導致，或者進一步催化傳統媒體的解構或資訊的（破壞性）轉型？在這破壞性轉型當中，什麼東西又是值得被保留與傳承呢？
首先請邵玉銘老師談談這個議題。
報紙塞不下「知識」
邵玉銘：幾年前，周末的電視台新聞較少，經常炒作柯賜海、許純美活動，某個周末又沒新聞了，電視台便邀請柯、美對談，我對這件事感慨萬千。其次，現在新聞報紙的讀者投書通常不超過1200字，反映台灣紙媒已經無法刊登1200字以上的文章。1988年開放報禁以前，我投書3000字文章，三大報社都可以登，但是現在單篇投稿不能超過1200字，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其次，現在報社除了少數幾家還有寥寥可數的海外特派員之外，其他報紙都沒有了。
另外，除了醒報，現在報紙幾乎不見國際新聞，許多電視是以行車紀錄器做為媒體報導根據。
我想簡單分析了一下台灣媒體，尤其是雜誌。財經雜誌方面，有《天下》、《遠見》、《商周》、《財訊》等；八卦雜誌則新增了《周刊王》；文學方面也不錯，有《聯合文學》、《文訊》、《印刻》。但是，思想性、時論性的雜誌則沒有。
1910年代有《新青年》；1930年代則有《獨立評論》；1940年代有儲安平辦《觀察》；1950年代，風雨飄搖，有《自由中國》；1960年代有《文星》；1970年代有《大學》、《中國論壇》，但是1992年至今，台灣沒有一本具備思想性的雜誌，變成沒有談思想性的雜誌存在的國家，令人不寒而慄。
建設性新聞
當然我們不能光批評，還必須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思考問題如何解決。2016年丹麥公共電視台新聞總監哈格洛普(Ulrik Haagerup)曾受公共電視台邀請來台演講，他的著作《建設性新聞》（Constructive News）非常值得向大家介紹。
一個新聞事件有3個面向──黑暗面、光明面與如何解決問題，而記者撰寫新聞不應該只提負面。哈格洛普本來對台灣很有好感，但是實際閱讀台灣報紙之後，才發現台灣新聞都是負面消息，簡直是社會亂源，大失所望。
哈格洛普引述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的話：「新聞問題的核心不是開放或保守，而是有無建設性。」同理，新聞的建設性很重要，但台灣新聞卻只充滿黑暗面，缺乏建設性，他也引述達賴喇嘛說，「如果媒體只關心死亡與毀滅，會導致對世界的集體失望。」
應多面向報導
他也舉例說明什麼是「建設性新聞」，丹麥養豬數量比人多4倍，養豬是一件重要的事情。2013年某日丹麥公共電視台報導一則新聞，荷蘭一名養豬戶求快、求好而使用抗生素，但是豬隻漸漸有了抗體，導致抗生素注射量愈來愈高，結果其女因與豬隻親近而受感染生病。
後來這位養豬戶就想方設法改變，他將抗生素降到5%，把豬圈打掃乾淨，然後大量使用益生菌，結果豬養得好，女兒也不生病了。新聞全面報導養豬與細菌的問題，一炮而紅，幫助很多養豬戶。
就像我前面提的世大運，「台灣最速男」百米紀錄10.22秒很好，世大運帶給台灣一陣狂喜，但是這份喜悅能延燒多久，還要看台灣如何發展體育，所以體育署應否升格的事情更為重要，但台灣新聞卻略而不談。
新聞需要思辨論述
哈格洛普也提到一般新聞過於淺薄，經常報導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真正的新聞應該充滿正面，帶給讀者啟發性，告訴社會如何行動，也需要建立自己看事情的角度。他認為美國《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是建設性新聞的典範，這個傳媒的能見度與知名度僅次於《CNN》，值得大家研究與學習。
前德國總理施密特為上述《建設性的新聞》作序，點出媒體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則電視新聞很少超過140字，非常膚淺。另外一個問題是新聞太多政治立場，而沒有思考論述，這對民主是最大的傷害。
另外，媒體也是一個辯論的平台，媒體本身可以沒有立場，但是必須提出問題，給予大眾有激盪、省思的空間，譬如《台灣醒報》每周有「國際現場」，邀請相關學者談論國際新聞議題，這是很好的做法。
媒體風格大不同
另外，哈格洛普也舉出德國兩家有名的周刊──《明鏡週刊》與《時代周刊》，前者以爆料、批判性內容為主；後者則改變作風，它並非沒有批判性文章，但是會帶給讀者啟發與反省，尋找解決方案。結果《時代周刊》的銷售量上升速度遠高過於《明鏡週刊》。
這兩份周刊是最明顯的對比，《時代周刊》走建設性新聞路線，《明鏡週刊》則充斥爆料、批判性的負面新聞。批判性的文章不是不能有，但是必須兼顧裡、外與探討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能只是一味批評。
這不只是次世代媒體傳承的問題，而是台灣解除報禁30年後，我看不見台灣媒體有很多啟發性的報導，希望從《台灣醒報》開始，能將「建設性新聞」帶回讀者身邊。
問：我自己也有閱讀德國的《明鏡周刊》與《時代周刊》，後者的封面與取材的確非常輕鬆、正向，讀來舒服無負擔，有時候我也會閱讀《明鏡周刊》關於政治的深度文章，但我固定訂閱的還是《時代周刊》。
下面請林照真老師分享有關次世代媒體傳承的議題。
次世代媒體的危機
林照真：我想唯有媒體人才知道媒體的辛苦。在台灣的民調裡，屈居最後排名的竟是媒體和司法，這兩個社會的基石反倒成為社會最不信任的群體。若再深入了解，因為媒體的訊息可能會是虛假的，遭受意識形態的操控，年輕人更不相信媒體，他們已經不太願意從媒體取得訊息。
剛才邵老師提到很多媒體的問題，包括柯賜海和許純美，這個我都同意。但大家很久都沒有看過這兩個人了，其實在他們還願意露臉的時候，媒體已自我約束，再也不報導這兩個人的新聞。
但太多觀眾投訴，尤其是電視媒體來自觀眾的壓力。所以，我想媒體有在自律，可是它又面臨市場的壓力，讓媒體經營不得不走向羶、色、腥，或者尋找和自己有相同意識形態的讀者或觀眾，以免被市場淘汰。
媒體遭受觀眾壓力
這些都是台灣的不幸。但除了台灣以外，美國自總統大選以來也爆發了假新聞的大問題。假新聞事實上源自於媒體生態的變化。
隨著網路的興起，已經有更多人可以扮演資訊傳播的角色。他們可以利用視訊媒體，或者在網路架設新聞台，實現「人人都是總編輯，每個人都是記者」，導致媒體職業好像不需要專業，沒有執照就可以在網路上實踐。
美國的假新聞，比如說教宗支持川普、希拉蕊經營一個販賣兒童的集團等，這些訊息在網路上大量流傳，甚至還翻譯成西班牙語。我們便知道在網路上其實很多訊息在競爭。
人們選擇相信假新聞，其實是因為撕裂的政治立場，讓人們選擇用假新聞鞏固自己的立場，赤裸展現美國過去掩蓋的政治立場。
新聞現況澆熄熱忱
美國有保守黨的支持者，也有自由派的支持者，台灣也一樣。但是我反而認為台灣環境變健康了，記得以前搭計程車的時候，根本不敢說誰支持誰，但現在台灣經過陣痛之後，在言論上越來越健康。
我應該是「祖母記者」了，先在新聞界待了二十年，後來念博士班，轉到學界。這樣的轉折讓我能夠接觸更多的新生代。當我來帶這些年輕人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對新聞的熱情不減，但是對新聞的現況非常失望，特別是媒體界有非常多的置入性行銷，讓有志的新聞記者在沒有辦法實現理想。
因產業所做的東西和學校教的不一樣，所以有一些學生在新聞界工作3、5年之後就轉行了。
雖然如此，大家都知道在新聞界歷練可以接觸到各行各業的人。記者平均一個月可以認識到一百多個人，甚至認識到一千人！
像這樣頻繁接觸人群的行業不是每一個職業都有機會做到。所以我一直告訴學生，新聞是多麼快樂，如果你到了學界，可能名片都發不完，但新聞界就是那麼有趣，這個工作需要很多人投入參與。
對記者的要求沒有變
媒體現在面臨另一個挑戰是數位科技，造成現在有很多新聞平台，如網路、手機還有各個傳統媒體，我自己時常追著科技跑，但我絕對不是科技決定論，不認為科技可以讓新聞變得更好。
事實上，一個好的記者需要誠實、待人誠懇、寫作嚴謹、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要拍出好照片、準時交稿。這些對新聞記者的要求一直都沒有變。但現在有更多工具可以說更好聽的故事，比方自2005年立法之後，媒體可以嘗試用政府的開放資料做更好的新聞。
另外，我們可以利用更多的傳播科技。手機可以隨時記錄很多的事情，還有虛擬實境等其已經應用在課堂學習當中，但學生需要依據自己的興趣來學習。歸根究柢，我個人認為文字還是最重要的，因為文字代表我們的思考和個人的想法。在傳統時代，可能傳播最快的是電視廣播，但在網路時代卻是文字。
媒體平台受限制
文字在網路上無限制，但是報紙只能登1200字。我在報社的時候，一個版面可以擠9000多字，來稿3000字也沒有問題。
刊登字數縮減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字體被放大。各位應該清楚看9000字的版面字有多麼小，對有年紀的讀者而言滿辛苦的。
字數減少後，大家再把標題和照片放大，因為這樣能吸引更多人。也許言論版的照片比較少，但因為字不斷放大之後，報社要求作者寫的文字就會比較少。這不代表媒體墮落，也不是文資限縮，而是一個媒體平台的限制所造成。
年長的閱聽人不應該排斥新媒體。很多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不容小覷。雖然臉書傳播得非常快，但也有很多假新聞。所以我最後想說，當我們面對很多假新聞的時候，需要真正的記者為閱聽人把關，讓新聞能夠再度得到讀者的信任與支持。
對媒體還是樂觀
今天不管是《天下雜誌》還是財經雜誌和其他媒體，其實都經營得很辛苦。一家電視台一年要賠10億，但是今天如果沒有這8個很爛、被大家批評的新聞頻道，大家的新聞訊息從哪裡來？
若沒有報紙，我們的新聞哪裡來？我對媒體是樂觀的，因為我在大學也有發展數位媒體。《台灣醒報》在跨經營的媒體規模小，但經營得好，我也希望其他媒體一起好，台灣的媒體才可能有「20幾面的金牌」。
記者應盡「核實」責任
吳琬瑜：林意玲社長也曾在天下工作，當時她的「俠女」精神，讓我非常感動，也受益良多。目前我和台大林照真老師也有許多產學合作，一起面對數位化挑戰，讓對新聞有熱情的年輕人可以有好的媒體，讓他們的理想有得以發揮的空間是我們這個世代的責任。
社會對新聞很多失望和期許，我從媒體的「變」和「不變」討論。「不變」的部分，我認為現在的社會還是需要好新聞。
兩三年前，大家認為新聞、評論百花齊放很好，但是當越來越多評論和平台出現，也發現一些問題，例如網路上許多評論文章，其實很多都只建立在自己的觀點，對事實卻不甚了解。
舉例來說，《天下雜誌》曾經對「台大論文造假案」寫過滿轟動的報導。當時新聞出來後，我們看到其他媒體專訪楊泮池的報導，發現許多記者沒有盡到「核實」的工作。照理說楊泮池如何運用經費，都可以在政府公開的資訊裡查到，而不只是給採訪對象一隻麥克風。
現在的社會越來越複雜，記者更需要盡責「核實」，看似百花齊放的媒體，其實越來越分眾，也更可以看出記者實事求是的精神。
天下雜誌之「變」
天下雜誌也有很大的改變。我在擔任總編輯期間，2015年天下雜誌把數位和紙本記者合併成一個大編輯部，平網整合，工作重點不是出刊頻率是一天或雙周，而是天下雜誌提供好的新聞內容，同一組記者都在同個大編輯部運作。
例如「全台大停電」發生在星期一晚上，我們能在事發當天就做好數位專輯，而不是等兩周後才出刊。速度能這麼快，是因為有記者長期在能源轉型、能源替代方案、政府對綠色能源轉型的運作等議題上，長期經營、追蹤路線，因此可以很快地做出報導。
今年三月，我們推出「天下全閱讀」計畫，也就是讀者在數位上訂閱，透過手機、電腦就可以看到我們每天提供的即時、解釋性新聞，以及所有天下雜誌的紙本新聞。雖然推動困難，但不可否認天下在媒體中相對有資源，領先其他媒體投入這件事，是想引領大家「知識是有價」的觀念，就像聽音樂也要付費。
堅持「走不一樣的路」
一開始所有人都告訴我們，現在是「流量為王」的時代，應該要用流量賺廣告收入，但我認為這是惡性循環。天下選擇走比較難的路，堅持提供好新聞，但「知識是有價的」，必須付費才能看，我們也想藉此和台灣社會溝通，好新聞需要有好記者，也要付出許多成本。
好消息是，「天下全閱讀」計畫推出到現在，網站流量完全沒有減少，也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顯示出這個社會渴望好新聞，如果媒體能做好的新聞，很多人都願意支持且相信我們跟醒報一樣，堅持走不一樣的路，不只對年輕人才有幫助，對整個台灣社會都有幫助。
我也想再說的是有關產學合作，像是現在天下雜誌跟台大就有一些合作，我認為多合作、交流是很重要的事情，怎麼樣去創造好的環境，讓有理想的年輕人能在業界發輝學校所學，是我們要一起努力的，因為年輕人是未來的希望。
為何不自行投資？
問：的確，醒報昨天才跟一個滿大的線上平台談合作，結果這個平台最後跟我們說他們並沒有太多付費意願，但可以免費提供他們內容操作，但我們心中想：「不行，我們並不要這樣。」
我們明明花很多成本做新聞，為何必須為了宣傳而免費提供這些內容？決定不追求流量這條路以後，我們就決定繼續走優質的路線，他們說他們的預算全部擺在影音，如果是影音，他們就會考慮付費。
那這就讓人疑惑：他們為何不自行投資做影音呢？難道他們也要用很少的錢購買他人用高成本製作的影音嗎？我們也不可能為了那一點錢而轉行做影音。
林照真老師也提到，文字仍是相當重要的管道(channel)，即使現在有多樣化的媒體，台灣醒報的紙本也是為了文字媒體而產生的。
邵玉銘董事長也提到，如果要用很長的一篇文章將一件事講清楚，那會需要相當分量的文字，1200字能達成一些事，但也有它所無法達成的部分，接下來請《台灣醒報》社長林意玲女士分享，醒報9年來是如何迎戰媒體產業變化及展望未來。
林意玲：首先我要回應剛剛三位所分享的，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講過一句名言：「樹林中有兩條路，我選擇人煙稀少的那條。」
新聞要有「解」
的確，我們其實都有我們的堅持，就是不走媚俗的那條路，選擇人煙稀少的那條路，而且我們深深知道，人煙稀少的這條路反而是存留永恒的，歲月會淘洗許多事物，最後留下的都是珍珠。
今天幾位貴賓也與我們相同，是在這樣的理想上踽踽獨行的朋友們，我們深深覺得，無論媒體發展到何種時代，我們的堅持與態度仍要繼續下去。
我認為一個深度報導的報紙，必須具備有採訪當事人、競爭者、第三者、上游、中游、下游的能力。
我們也需要探討一個事件的真相、意義、衝擊、本質、未來發展與解決之道，換言之一個沒有解(solution)的新聞，登和沒登是一樣的，沒有未來的新聞也沒有意義。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次世代媒體人才傳承」，裡面有三個重點能和大家分享，第一是時代，第二是人才，第三是傳承。首先現在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
每個時代都有「召喚」
在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夕，有位英國國會議員，名叫威伯福斯，他跟他的克拉朋聯盟持續40多年的時間堅持改革。那個時代歐洲是奢靡且剝削童工的環境，童工每天要工作18個小時，大家對此都很麻木，覺得這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那時卻有八位不同的國會議員堅持廢除奴隸制度。
當你在一個制度是既得利益者的狀況，你為何願意和自己與整個大環境作對？所以我認為每一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召喚（Calling)，那個時代所做的事到現在我們仍會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在那樣的環境中，怎會有人如此堅持去做這件事？
現在的台灣也是真假難辨、價值混淆的時代，我們所堅持的事好像一直是少數，難怪《聖經》上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人才養成不能拖
時代的召喚需要有人感知，要有人洞察，更要有人有行動力，所以談到媒體人才傳承，我們真的是一起來呼求上帝。張曉風在很多年前寫過一篇《給我們一個年輕人》，她說我們的時代需要，在新世代當中，我們能否召喚到對時代有所感知，知冷熱，會痛心，還有洞察這個時代的能力，並且願意付諸行動(action)的年輕人？
第二要談的是人才養成，《台灣醒報》在過去九年來，我們培養了200-300個「退除役官兵」進到各媒體機構，所以常常會有人跟我抱怨說：「社長，妳看我們的人才都留不住。」那我就會反問他一個問題，什麼叫做人才，我們剛剛提到威伯福斯的例子，40幾年，他一直堅持在那個岡位上做該做的事，人才並非只有智慧、能力、技術，也包括堅持與品格。
醒報的記者不允許收受任何採訪對象的東西，包括餐點，也不准自行享用，而是回公司大家一起用，任何紀念品也是留待月底，全公司一起抽獎，換言之，一個好的品格是媒體工作者非常重要的養成。
再者，新媒體時代，技能要與時俱進，醒報在九年前創刊，我們就培養全方面的人才，能拍能寫能剪能翻譯，樣樣都會，我們希望這樣的人是全方面整合性的人才，他的技能是受人尊敬的，我們希望我們的記者走出去到任何一個記者會是被尊敬，因為他們非常正派，而且是一個有智慧，會問對的問題的記者。
具判斷力
第三要分享的就是傳承，在一個新的時代中，無論哪個時代，我們要傳承哪些美德呢？或是說我們這些媒體教師、媒體主管、媒體經營者，我們要傳承什麼？
我很感謝上帝，過去我在天下雜誌工作的時候，從殷允芃老師那邊學到非常多，她曾講過一篇資料，叫《如何做一個好記者》，在九種工作能力中有一個是判斷力，我認為我們要傳承一種判斷能力，你報了一個新聞現場，你能否判斷這件事的背後價值是甚麼？重點何在？
同樣，這次所舉辦的世大運，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判斷能力？比如說雖然我們得到26面金牌，這金牌是主辦單位的功勞嗎？不是。辦理活動的人如何辦好這個活動，與到底有多少人得牌不一定能劃上等號的。
你要有能力判斷哪些事是屬於這一任的主辦單位責任，還是上一任主辦單位的影響，是中央的責任還是地方的責任？是選手、義工的問題還是維安人員的問題？所以一個有好的判斷力的記者在任何新聞現場都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要傳承的。
良好溝通力、統整力
第二是良好的溝通能力，我覺得在具有多元價值的時代中，一個好的媒體工作者，他要能有辦法做溝通，他要能理解我剛剛提到的，當事人、競爭者、第三者、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立場與不同黨派，不同的思考模式，對一件事不同的看法，所以一個記者他要有能力去做溝通，去理解產、官、學各樣的看法。
第三就是統整力，也就是歸納的能力，你如何將這麼多採訪、這麼豐富的理解化作短短600字的新聞，要如何撰寫你的導言？包含當事人、競爭者、第三者、上游、中游、下游、過去、現在、未來，微觀與宏觀，現象與本質，整體與個體，這些東西都需要記者有能力用非常精簡的字數，去描繪整個事件的全貌或正確的面貌。
這個時代極簡閱讀也很重要，曾有人問我，如何做到深度報導又極簡閱讀？我說我有我的SOP，我有我的撇步，教導記者用很短、很有效率的用語，解讀很深刻的事件，當然，的確有些事像邵老師這麼說，需要有一定字數去表達，但是你要先抓住（catch)讀者的注意力，別人才願意讀你的三千字的話，你必須把前面的開場白寫好，這就是我們所希望做的傳承。
服事這個世代的人
最後，我要分享，台灣醒報這九年來，我剛剛所說的理想，坦白說並沒有做到，甚至我也常常犯錯，不斷在推著石頭上山，進三步又退兩步，但我想最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我們在人間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其實不是看我們要拿出什麼成果，也是看我們的過程，縱使我們一直是小眾，很少人在閱讀這份報紙，但我所要服事的，是這個世代的人，以及我的上帝。
所以台灣醒報到目前為止，九年來我無時無刻不想收攤，每一個月都要想一遍，甚至想好多遍，但我決心從今天開始，不再講這句話了，因為在很多次的掙扎跟痛苦中，我實在沒什麼理由跟上帝撒賴，而要認識自己的使命，人生就是這樣。
這不只是辦一份報紙，我也在這裡與各位共勉，人生中有很多的苦難跟折磨，很多誤解跟不了解，也沒有一個人真正瞭解我們，但是我還是堅持，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往對的地方前進，向有光的地方前進，從有上帝恩典的地方往前走，要走到甚麼時候呢？
傳承「好東西」
走到至死方休吧，使徒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我在這裡自我勉勵，也期勉所有的人，我們不必去看庸俗的時代怎樣看待我們，時時保持謙卑反省的心，也要確定我們所傳承的東西是好的內容。
我們的品格、操守與努力希望由下一代接棒，不管他用甚麼樣的工具去溝通，我們都希望媒體的工作是這樣走下去。
新媒體對讀者也有挑戰，閱聽人可以上一次當，但自己必須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艾文‧托佛勒的《大未來》提到「未來的時代是閱聽人要學會篩選資訊的時代。」
今天的座談會也可以總結成一句話：「寄望於閱聽人。」閱聽人的選擇非常重要，閱讀的資訊會影響閱聽者生命的品質，而好的媒體不會汙染你的眼耳，好的閱聽人也會鼓勵、支持好的媒體。
未來的時代需要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台灣醒報》也必須保持清醒，才能夠提供這個社會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