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

人工智慧（AI）已不僅是一項產業技術，更是一場國家級的未來競爭。

台灣正處於這波浪潮的交會點上，一方面具備堅強的半導體實力與中小企業創新活力；另一方面則面臨內需市場有限、人才外流與法規落後的制約。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並規劃台灣AI的前途，不僅攸關產業轉型，也關係國家競爭力與命運。

美中競逐AI

從全球的視角觀察，美國與中國分別在AI政策上展開激烈競逐。美國川普政府近期推出的AI行動計畫，核心不在技術本身，而在鬆綁監管、打擊所謂「意識形態偏差」的AI系統，鼓勵企業自由發展AI模型與資料中心建設。

這種作法，無疑為大型科技企業如Nvidia、Meta、Alphabet、OpenAI等提供更寬鬆的發展空間，但也引發學界對言論自由與倫理風險的高度疑慮。

相對而言，中國則在世界AI大會上提出全球治理行動方案，倡議成立「AI合作組織」，並主張「開源開放、普惠共享」，特別強調幫助全球南方國家彌補AI能力差距。兩種策略分別代表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的路線，其背後反映的是價值觀的競合與科技主導權的爭奪。

審視戰略布局

台灣在這場國際競賽中既非領頭羊，亦非旁觀者。面對美中兩大勢力的推進，我們應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定位與戰略布局。行政院近日提出「AI新十大建設」，設定了五大目標：打造智慧科技島、創造新產業、均衡區域發展、培育新生活圈，以及建構具國際影響力的AI實驗室體系。其中AI機器人國家隊的推動、百億創投與沙崙基地的設立、20萬家企業的AI導入目標等，勾勒出一幅野心勃勃的轉型藍圖。

但願景壯麗並不等於未來可期，關鍵在於執行力與結構調整。首先台灣AI產業面臨的挑戰不容忽視，內需市場有限使得本地企業難以單靠本地消費維持規模經濟，品牌影響力不足導致出口不具槓桿，加上高階人才逐漸外流、資金集中於少數財團，使得創新動能受限。這些結構性問題若未徹底處理，再多的建設與政策也難以根本改變台灣AI的全球角色。

建立倫理準則

面對全球AI治理趨勢，台灣也需儘速建立自己的倫理準則與法規體系。美中雖路線不同，但皆已意識到大模型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輸出與社會風險。台灣若無自立的AI倫理標準，恐將在國際競合中被動接受他國框架。

現行個資法與資安法的規範已遠不足應對生成式AI的挑戰，政府應及早擬定AI治理白皮書，推動跨部會、跨產業的協作機制，以確保未來科技發展不致失控。

台灣也必須正視人才戰略，中國與美國皆將AI人才視為戰略資源，前者透過國家工程師計畫輸出大批技術專才，後者則吸納全球頂尖博士與創業者。反觀台灣，高教資源分散、科研薪資落後、學用落差持續擴大，已使得年輕人才紛紛投向海外或非AI領域。若要實現2040年創造15兆產值的目標，首先必須建立一套涵蓋中學、大學到職場的AI教育體系，並給予年輕人看得見的AI願景。

兩岸應否合作？

我們也不能忽略地緣與政治因素，中國在AI領域持續釋出「兩岸合作」訊號，強調台灣在半導體與精密製造的優勢，希望雙方能在AI應用上融合互補，共同開拓全球市場。在兩岸關係緊張的大環境下，這類倡議或許被視為政治操作，但若從純技術與產業角度來看，台灣確實可透過交流汲取市場場景與應用經驗。問題不在於合作與否，而在於如何確保合作條件對等、安全，且不被政治綁架。

總體來看，台灣的AI前途充滿潛力，也處處充滿挑戰。在美中對峙下，台灣不可能自外其身，也不應選邊站隊，應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中道科技路線。技術上持續自主、產業上深度國際化、政策上靈活調整、治理上重視倫理與公平。唯有如此，AI發展才不會成為口號上的願景，而是國家競爭力的真實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