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台灣的年分，它賦予台灣一種歷史定位的架構。就漢人的觀點看，1661、1895與1949是台灣史上三個最關鍵性的年分。本書是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楊儒賓先生最新著作，在共產黨史觀、國民黨史觀與台獨史觀外，對「1949」此一歷史符號的重新解讀。
本書的緣起雖始於作者楊儒賓的自我叩問，但摸索方向明確，是一部非常有意義的公共論述。作者認為，我們這群在後1949大分裂時代生長的人別無選擇地，被命運狠甩在東西衝突與古今交會的銜接點上。
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與框住我們生命的世界一起演變，時代的浪潮推著我們穿越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以至即將被穿越的馬英九的時代。然後少年子弟江湖老，憤青被流光帶入哀樂交集的中老年。
一九四九年，一個不太受世人注目的歷史年分，此年歐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除了這個事件較受注目外，美、亞、非洲個別地區都有些騷動，但都不成氣候，相對而言，世界局勢可謂大體平靜無波。
此年上距一次大戰善後會議的巴黎和會，恰好三十年，距離引發中日十四年戰爭的滿洲事變十八年，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已四年；此年下距古巴危機十三年，離越戰結束二十七年，離象徵冷戰體制崩潰的柏林圍牆倒塌四十年。比起上述的年分，一九四九此年在歐美史上或第三世界史上，都沒有太重要的地位，它似乎是個可以被忽略的數字。
但一九四九此年在兩岸關係上卻是舉足輕重的，此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新中國建立，爾後的世界政治版圖就此全面改寫。此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遷移台灣，在一種更深層也更悠遠的意義上，新台灣從此誕生。
兩岸人民一九四九
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一九四九年之於新台灣，則是文化的意義。
一九四九年是台灣的年分，它賦予台灣一種歷史定位的架構，台灣則充實了一九四九年在東方歷史上的意義。縱觀台灣四百年史，歷史斷層特多，文化意義的累積常無法連貫。
大斷層的斷裂點通常是政權的遞換所致，而隨著政權的遞換往往會帶來移民潮的湧入。就漢人的觀點看，一六六一、一八九五與一九四九當是台灣史上三個最關鍵性的年分。
最關鍵性的年分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歐洲海權在台灣的擴充行動戛然中止，漢人移民作為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主軸就此奠定。
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台灣很快的淪為新興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這個島嶼迅速的捲進了「文明化」的現代性行程，它領先它的大陸兄弟，進入現代的世界體系。
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標則是國民政府敗退入台，撤退雖是內戰所致，但也是尖銳的意識型態鬥爭的結局，其結果則是前所未見的大量移民湧入台灣。
在這三個轉折期中，一九四九年的移民潮數量最大，改變的社會結構最深，牽動的國際因素最複雜，但也最有機會搭上歷史的列車，讓台灣走出灰白黯淡的默片時代。
痛苦是歷史的存在
在三波的大移民潮中，一九四九年所以特別重要，乃因當時的移民集團是以整體中國格局的縮影之方式移來台灣。我們不會忘記，也老是被反對運動人物提醒：一九四九是個受詛咒的歲月，因為純樸的島嶼此年被一個由失意政客、殘兵敗將所組成的政權污辱了。
這個失德的政權被趕出了中國，它轉進了台灣，隨後卻將這塊救命的島嶼塗抹成所謂的自由中國。這種比例失衡的中國架構加上舊中國的官僚作風，曾帶給台灣相當的痛苦，讓它在政治的轉型運作中充滿了難言的斑斑血淚，也使它在爾後的國際活動空間中，嘗盡了苦果。
一九四九的痛苦是歷史的存在，解釋不掉的。不管對新移民或舊住民而言，他們都被迫要面對一個陌生的處境，他們一樣有不堪的歷史記憶──只是不堪的面向不一樣。一九四九的台灣被籠罩在一片完全看不到陽光的陰影中。
台灣世界級的文物
但台灣背負的中國格局不盡是包袱，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面向也不容忽視，正是因為敗退的國民政府抱著代表中國正統的想法，所以才會有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這種世界級的文物進駐台灣，也才會有代表中國頂級學術文化意義的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歷史博物館等機構文物進入此一島嶼，其他各級殘缺不全的政府組織也因應時局輾轉入台。
物華天寶，千載一會。不誇張的說，一九四九年湧進台灣的文物之質與量，超過以往三四百年的任一時期。文物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因素，除了眾所周知的大量的軍警人員外，最頂級的大知識分子與為數不少的中間知識分子也因義不帝秦或個人的抉擇來到此地。他們參與台灣，融入台灣，他們的精神活動成為塑造今日台灣面貌的強而有力因素。
同體大悲的襟懷
台灣無從選擇地接納了一九四九，接納了大陸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負皆收。結果短空長多，歷史詭譎地激發了台灣產生質的飛躍。但獨坐大雄峰，誰聽過單掌的聲響？
中國大陸的文化與人員因素也因進入台灣，才找到最恰當的生機之土壤。在戰後的華人地區，台灣可能累積了最可觀的再生的力量，其基礎教育、戶政系統、公務體系的完整都是中國各地少見的。
台灣人民的祖國熱情雖然在前兩年的浩劫中被澆熄了一大半，但「艱難兄弟自相親」的情分猶存。更重要的，台灣在清領與日治時期已累積了豐饒的文化土壤，它的文化力量是和經濟實力平行成長的。
如果不是台灣這塊土地以同體大悲的襟懷消化流離苦難，我們很難相信一九四九來台的大陸因素如留在原有的土地，它可以躲過從反右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風暴。一九四九之所以奇妙，在於來自於大陸的因素結合島嶼原有的因素，產生了大陸與島嶼兩個個別地區都不曾觸及的、也始料未及的文化高度。
生物學的孤島效應
一九四九年的奇妙也在於此年歷史曾將枷鎖套在台灣身上，但台灣卻掙脫了枷鎖的束縛。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無從選擇地被納入國際冷戰體系，成為西太平洋上一艘不沉的特大號航空母艦，它的功能被設定了，它與世界的關係也改變了。
海洋不再是黑格爾所說的交流之天然管道，而是成了森冷的海上柏林圍牆。舊大陸此時成了匪區，它是島嶼人民的對立面。新大陸則貶視台灣為反共體系中的一環，它僅能擁有工具的地位。
台灣在文化意義上比在政治意義上更像是座孤島，台灣的新舊居民不得不在封鎖的孤島上，摸索自己的未來。由於物質條件不同了，居民組成的成分多樣化了。
亞細亞的孤兒在生物學的孤島效應下，發展出異於舊台灣的自由經濟、民主制度、文化樣式與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世界非東非西，亦東亦西。它發展出比中國還中國，也比非中國還非中國的新華人文化面貌。
無啟蒙精神的子民
一九四九年發展出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顯然與十七、八世紀的傳教士或旅行家所見的華人社會面貌迥然不同，它不但是徹底的非舊台灣的，也是徹底的非舊中國的。
在三個關鍵的象徵性年分中，一六六一年來台的明鄭王朝，能在政治上以區區島嶼抗衡大清，不可不謂是豪傑之舉。驅逐荷蘭此事在世界性的反帝抗爭中，尤具有指標的意義。但明鄭文化基本上是閩粵的區域文化，當時這一個區域文化總是受制於永不歇息的軍事行動，歷史沒有給它喘息以外的廣闊空間。
一八九五年後的台灣子民能於異族專制下，借力使力，轉化「棄民」、「孤兒」的心境為奮進的動力，拓展開大幅的生存空間，其苦心孤詣不容後人不由衷感戴。但壓不扁的玫瑰雖壓不扁，其時的台灣子民不管在文化、生活或心理各種意義上都是附屬的，顯層的是附屬在扶桑島嶼，底層的是附屬在中原大地，台灣仍沒有成為啟蒙精神的子民。
三百年台灣指標
從一六六一到一九四九，台灣這塊島嶼曾發生過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台人精神之奮發也是極可感的，但無庸諱言，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期間，台灣雖曾出現過不少優秀的學者、詩人、書家、畫師，但其作用基本上都是島內的，影響沒有波及全國。
三百年的台灣極少出現過全國性的文化巨人，也沒有產生過全國性影響的學派、畫派、詩派、書派。沒有這些重要的文化指標並不意外，也不一定可惜，因為洪荒留此山川，原汁原味，它沒文明化，也沒有腐化。它的初步意義先是作為遺民與移民的世界，接著再累積創造力。
從清領到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化天空雖缺少耀眼的巨星，但民間社會的文化能量並不比大陸大部分的地區少。它需要的是更進一步地找到表現的形式，它的火山精神仍在海洋底層醞釀，等待有朝一日迸破而出。(宇欽/輯)
《1949禮讚》
作者：楊儒賓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其他書訊：
《臺灣史是什麼？》
作者：吳密察
出版社：大家出版
臺灣史過去不受重視，如今已成顯學，並且堂而皇之的占據課本大量篇幅。但，臺灣史是什麼？只要講述臺灣的過去，就建立了臺灣主體性嗎？荷蘭人的紀錄、清代的方志、日治時期的檔案，分別有哪些預設框架，導致我們看見的「歷史事實」其實有所偏移？今日的臺灣人應該如何使用這些歷史資源，才能產生意義，而不陷入陳說的窠臼？臺灣史又該如何採取更寬廣的研究視野，讓島嶼的經驗有資格在世界舞台上和其他學門切磋對話？
這些問題都是吳密察教授終生的學術關懷，而本書便是他對上述問題的答覆。吳密察親自挑選生涯發表之研究，以「臺灣史是什麼？」為核心主軸，重新組織成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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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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