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台灣醒報資深撰述 、公共神學學者）
西方何時開始做「無用之學」？如果「無用之學」是指沒有直接應用價值的理論學、哲學、人文，這在當初叫作 Scholasticism，是11世紀開始的東西。
無用之學？
Scholasticism，被翻作經院哲學／士林哲學，這個詞在近現代是很負面的意思：不能經世濟民、不著邊際、治絲益棼；它是「黑暗紀元」的產物，等著「啟蒙」救贖。
它從一開始就是「無用」的。
然而，Scholasticism 也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學，為著「有多少的天使能夠在一根針尖上跳舞」這樣的 inquiry ，開設了專門的思辨課程。
為啟蒙鋪設大道
對20世紀西方現代性精神的尋根，過去人們受 Max Weber、Ernst Troeltsch 的古典理論影響；他們連結「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看向16世紀初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模、改教家馬丁路德，似乎多虧他們的理性，舊教迷信得以被破除，為啟蒙、科學與工業突破的未來鋪設康莊大道。
然而，英法雖是19-20世紀在帝國主義殖民亞非最兇殘的國家，但他們的哲學和人文思辨的喜好卻不是有了啟蒙時代「沙龍哲學」後才開始；更不是西方靠著「殖民亞非」輸血管的貢獻，才學會清談文史哲與天下事。
對於大學人文科系的招生與科技未來焦慮，一個最大的誤會就是在「西方現代性」找答案，卻只將目光聚焦在他們成為「文化霸權」後的時空，而忽視了這是一種集體信仰帶出的文化資本差異。
一、稱霸的機會大家都有過
有一種論者看法是，西方對人文藝術的投入與喜愛顯現於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而這些自由人文思想不久後帶來「（科學或哲學）思想創新」，種下工業革命的種子。
作為文藝復興的重鎮與濫觴的義大利，曾是羅馬帝國的政治中心、擁有2000年的文明底蘊。能夠看到文藝復興是西方文化上升勢頭的開端，這點不錯。
然而文藝復興絕非「工業革命」發生的充分條件。甚至，「人文復興」的重鎮義大利，也是16世紀改教浪潮中的反動派重鎮。
反之，在大不列顛——在當年哈德良皇帝修築長城抵禦蠻族的邊陲、在法蘭西、在日耳曼、在荷蘭，在這些神聖羅馬帝國的封建貴族控制、文藝復興的日照不等、改教的成果或高或低的地方，發生了16-18世紀如火如荼的體制和技術變革。
不僅如此，引發文藝復興是13世紀透過阿拉伯王朝回傳歐洲的亞里斯多德著作。但亞里士多德的書也不是「文藝復興」的充分條件。
畢竟，在那以前亞里士多德的書，不是一直都擺在亞力山卓圖書館嗎？又引發什麼思想漣漪呢？
活字印刷術、造紙術、火藥不是都先給漢人發現的嗎？
漢文化帝國
「稱霸的機會大家都有過」：如果「亞里士多德」帶來文藝復興，是西方站上知識霸權的契機，那麼阿拉伯曾掌握這個機會 800年。如果印刷術、造紙術是西方站上知識霸權的契機，那麼漢文化享有這個優勢上看500~1000年。
西方經院哲學極盛時，天下第一經濟體是漢文化帝國。這個地位一直持續到15世紀。
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用現代人理解的單位評估，13世紀宋朝末年人口1億2600萬、人均600美元。同時間神聖羅馬帝國歐洲，人均422美元、總人口 7290萬（by 1250 AD）。
——這裡我們說的這個歐洲還是一個鬆散的封建諸侯邦聯、一個統合程度和中央實力遠遠不如東亞帝國的政體。甚至上面的人口數字是把東羅馬拜占廷、基輔羅斯灌入後才有的。
二、神學與修道運動：並非有用也並非有錢人的學問
由於亞氏著作在西羅馬帝國後亡軼，原來哲學依靠新柏拉圖主義建構形上學的「經院哲學」，在亞氏原始作品傳入碰撞之後激盪出神學人文思想新活力。
同樣的東西到不同人手上，發生不同作用。所有看起來像是偶然的事，都說明「機會是給早有準備的人」。
——正確地說，一群無所事事，專門生產無用之學、卻還被社會待見的人。
神學這門學問「最無用」。那些無產、托缽乞討的人也能讀。或說，不只是「能」讀，甚至一直以來被認為「應該」這樣讀。
西方經院主義哲學
儘管這違背了我們對「衣食足，知榮辱」、「行有餘、則學文」的人性常識，但中世紀的歐洲確實不是靠優於全球經濟和人口力量，才誕生出「信而求知」的安瑟倫（1033-1109 AD）、深刻影响了盧梭、康德和斯賓諾莎的經驗主義先驅／唯名論奠基者亞伯拉德（1079-1142 AD）、或磨利了「辯不倒的博士」威廉俄坎（1287-1347 AD）剃刀。
西方經院主義哲學在13世紀產出今天還研究不完的豐碑，出了一位叫做阿奎納的思想巨擘。
圖右：阿奎那（1225年—1274年）是歐洲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和神學家。他是自然神學最早的提倡者之一。（維基百科）
圖左：安瑟倫（Anselm，1033年—1109年4月21日），義大利中世紀哲學家、神學家。（維基百科）
俄坎是主教；格老秀斯（1583-1645）也是以神學家的身份成為「國際法之父」。強調「法治是王（Rex lex）」而非「朕即是法」的法治精神先驅盧瑟福（1600-1661）是蘇格蘭長老會牧師。
劍橋與巴黎大學的建立不用等到印刷術出現。哈佛大學早在是1636年成立，那是清教徒抵達麻州6年的事；不等到衣食足、知榮辱、富而好禮。這些是即使沒有後來的地理大發現和大國富民的果實，也已經確立的基礎。
圖說 : 對於大學人文科系的招生與科技未來焦慮，一個最大的誤會就是在「西方現代性」找答案，卻只將目光聚焦在他們成為「文化霸權」後的時空。圖為劍橋大學。(劍橋大學官網)
三、西歐富一代、中東富二代、東亞富三代的故事
要當心「倖存者偏差」的史學偏見。
就像「成功的人」會把個案當通例，「窮人」也會無法想像富一代白手起家——但如果有什麼外在歸因能把這人框架為「富二代」，那就好理解了。
但如果認為西方的「精神」與「文化」優勢，是被物質文明、技術先進所墊高，歷史證據難以不同意。
比天時，有比中世紀黑死病衰的嗎？（俄坎就死在黑死病）
比地利，神聖羅馬帝國，有比拜占廷、比阿巴斯王朝、塞爾柱突厥更更佔據歐亞古文明的地利和交通便利嗎？
諸侯王公支持航海家
論人和，15-17世紀歐亞第一霸權叫作鄂圖曼帝國。它在1453年滅了東羅馬帝國。歐洲新舊教在17世紀上半打了30年戰爭，堪稱冷兵器時期世上最慘絕人寰的人禍。
甚至，當時東方還有一個讓全世界的30%~50%白銀流向一個強國，叫做「大明」。鄭和的船隊與噸數是幾個歐洲國家加起來也比不上。
16世紀大西洋諸侯王公支持航海家一個很大動機，陸路被穆斯林們堵死；以致於要跟印度、中國做生意只能賭一把往西繞繞看，繞到了迦勒比海竟把那稱為印度。
圖說 : 仿製船「五月花II號」曾停泊在麻州普利茅斯的港口。(網路截圖)
這跟大明宣揚天朝國威的動機有很大不同。——明朝艦隊抵達了非洲之角卻看不上對方、實施海禁、不再出海，並不是明國特別友善謙恭。
而西歐因為「窮則變、變則通」透過美洲新大陸的資源發家致富，也不能成為將帝國主義之惡回推16世紀的合法閱讀方式。
優勢曾經是鄂圖曼的、機會曾經是明朝的；「人」自己放棄了機會所選擇的命運。
四、將「西方帝國主義」推回 16-17世紀的 anachronism
「帝國主義」的意涵需要釐清。
古典「（政治）帝國主義」是一種寬容的霸權與多民族主義。新亞述帝國、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秦國的統一天下、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無不是只在治理制度上統一，而不求文化均一。包含書同文、車同軌、推官話、辦教育、定貨幣、設驛站、發公民…提供商貿及交流的平台，條條大路通羅馬；消滅匪賊和幫派勢力、（征服）終結戰爭。
也因此，拉丁文對於古典帝國主義常常有 "Pax" （盛世、大和平） 的美稱：
Pax Romana,
Pax Sinica
Pax Ottomana
Pax Britannica
最後一個就是指19世紀大英帝國盛世。對於尤其現在仍在大英國協的國家），它無疑是遵照的古典的運作方式，並贏得尊敬的。
「西方帝國主義」嚴格指稱的是18-19世紀工業革命後帶出的全球拓殖、挾帶軍威的貿易吸血和文化霸權輸出。
18世紀末被拿破崙解散的神聖羅馬帝國，被後人康德拿來嘲笑「既不神聖、亦非羅馬、更非是帝國」。
全球廢奴運動
諸如以「17世紀歐洲商人在雅買加或好望角買了幾個奴隸」的個案論證16-17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或它的小規模試驗）已經開端，不是有效的論述。
公元前14世紀埃及第18王朝的帝國就跟希伯來人買了一個名叫「約瑟」的奴隸——這個傳說充斥在大量莎草紙契約與古文獻中的記錄，一同證明古埃及帝國、古希臘帝國、古羅馬帝國販奴蓄奴的歷史，希伯來文的摩西五經更按照漢摩拉比法典（1750 BC）的傳統，明文禁止讓破產的同族同胞納為奴隸——但奴役外族人則不限。
以上都是以「奴隸貿易」證成「（西方）帝國主義」的薄弱之處。
倒是「奴隸制度」雖非西方帝國主義的創舉，「全球廢奴運動」卻正源自工業革命後的頭號帝國。當英國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在1787年起將廢奴視為一生志業，比美國南北戰爭早了近80年。他在 1807年推動《廢除奴隸貿易法案》通過時，蒸汽火車頭還要7年才問世。
五、關於航海與拓殖：帝國與殖民主義
一種對帝國主義的看法來自《東方主義》，關注的是伴隨殖民主義的文化殖民、帝國浪潮退卻後的解殖困境。
然而若依 Said 這本書，則他無所無限提及的都是 19世紀後英法的例子。他唯一試圖討論的17世紀前案例，是 1697 年由法國人海伯格於身後出版的《東方目錄》，卻無法不一直用它在 19世紀的教科書地位以意識形態化這個出版的意義。
事實上是，我們無法把西方在工業革命後的成功，歸因於其 16-17世紀並不存在的帝國殖民思想。
Said 他在不多頁後，誠實說出「直到19世紀。對歐洲人而言，除了伊斯蘭外，東方一直是西方霸權從未挑戰過的領域…當然歐洲人偶爾會遇到東方的抵抗…大體而言，只有阿拉博蒂去和伊斯蘭教的東方，曾經使歐洲面對無法解決的政治上、知性上，以及有一段時間在經濟上的挑戰」（p.104）。
問題是：我們怎麼定義「殖民主義」？
我們用來檢測 16-17世紀歐洲的海外「拓植（colony settlement）」，並不是帝國主義、擴張主義的殖民工程（colonization）。
拓殖與殖民
有人記得，1519年當西班牙艦隊抵達中美並與阿茲特克展開衝突後，帝國8成人口在半世紀間滅絕、帝國文明崩潰。但造成這件事的意外因素，叫做傷寒沙門氏菌（Paratyphi C），是西班牙人也不知道的惡意、一個他們也缺少的流行傳染病和抗體知識。
3000多年前，希臘城邦人口渡過愛奧尼亞海，在東邊小亞細亞沿岸殖居開墾，就在「拓殖」。同樣3000多年前，台灣原住民一隻的南島語族，造獨木舟航行大洋，成功到達斐濟、所羅門群島、復活島、紐西蘭、馬達加斯加進行「殖民」。
16-17世紀，漳泉平民、流寇渡黑水溝到臺灣，九死一生。正如南半球的蠻荒澳洲，是英國讓底層、罪犯去「勞改」拓荒的地方。那邊人煙稀少、沒有自治政體、天高皇帝遠、沒有（可以收歸附庸資格）的交涉對象；人去那連仗都不用打。
若 16-17世紀漳泉人渡台的定義叫做「拓殖（settlement）」而非帝國／天朝政治工程下的「殖民主義」，那麼始於17世紀初五月花號的宗教難民到北美新英格蘭的開荒運動，當然更不算了。
圖說 : 兩張地圖都是侵華日軍圖謀掠奪我資源的證據。（網路截圖）
跨越黑水溝
台灣海峽直線最短只有 120公里、平均水深50公尺。清教徒從荷蘭航行北美 4800 公里、大西洋平均水深 3648 公尺。
若說跨越黑水溝的是追求「出頭天」的閩南勇者，渡到新英格蘭的則確實對得起「天路客（Pilgrims）」的稱號。
（註：一般統稱清教徒 Puritans，但五月花號上第一批船上載的是另一個叫 Pilgrims 的新教宗派）。
幾代之後，送去的人有點起色，中央想要收回來，那邊卻自稱要獨立或已經獨立，這時就要打仗了。
只是無論英國收復新英格蘭或施琅收台灣，打的都是從自己那邊過去的勢力、當地人更組織在地原住民一道反抗。
六、「工業革命」賦予帝國主義非人工具性
西方帝國主義包含殖民統治；但反過來將「殖民行為」等同於「帝國主義」則不然。
英法官方殖民亞洲，與清帝國官方殖民台灣最大的不同，是面對土地、人力、文化時，嶄新的工具理性思維。
我的論點是：「工業革命」將帝國主義的（殖民）宰制推上非人性的新高度。
鄂圖曼帝國應該是舊式「多元文化」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棒了。他們的米利特制度，令讓境內亞美尼亞正教徒、希臘正教徒、猶太教徒多繳一份「宗教保護費」，就可以自由敬拜、傳承母語、推行文化自治。
在工業時代以前，將文化他者納為「附庸國」對母國／統治者並給予寬容自治，存在顯然政治經濟合理性。
「非人化」產業經濟
比起「焦土政策」的殺雞取卵、比起「高壓直轄／微管理（micromanagement）」增生的大量行政成本。繳稅納貢以維持宗主關係，維持地方上安寧和平，又增加帝國財政收入，一舉兩得。
從前生產的頂端是大師工藝（craftsmanship），需要師傅與學徒的長期配搭、需要彼此有默契的家庭分工。這要求帝國統治者像是「園丁」——在盡量保障家庭有機性和地方社稷完整、尊重傳統秩序的情況下，經濟與稅收才會源源不斷。
但工業革命後，用工廠與機械操作的「非人化」產業經濟取代了家庭手工業經濟、商會等生產和交易制度。
「工廠勞工」不是古典技術工匠（craftsman）而只是零件（parts）。被異化後拆分出的工作，只要有手有眼，學習簡單的操作方式就能上線。從此只剩下「監工」與「工人」兩種角色。「帝國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轉變，便是這個生產寓言。
對於新式帝國主義，但凡拓植地已有的先住民和文化，一率「推倒」再派技術官僚重組。工業化後的製造業模式。設立原料工廠與加工廠，對於殖民地文化，就像處死後再安裝心肺維持器，省事俐落地吸取養分，高效又容易轉移資本。
歷史空前的新高度
——儘管《牛津英語詞典》在1921年提到了「俄羅斯人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個詞彙例句，但它的真正代言者是西歐列強。
是 Chinua Achebe 筆下被到來的白人衝擊、面對自身文化肌理如橫紋肌溶解般、族人文化自棄後上吊自殺的酋長主角 Okonkwo 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
是這個以歷史空前的新高度推行「霸道」的19-20世紀歐洲現象。
「理工、應用科技」的控制價值與宰制力，何時浮現碾壓人文與藝術價值的端倪？
就是有機的「政治文化」在帝國的無機思維中變賤開始的。
七、「工具理性」的普遍誘惑
帝國主義在選擇殖民對象時，對於原本社稷的複雜程度就夠高、對外貿易已經成形的有機文明——19世紀的「大清「與「大和」，不是去攻擊拆毀，而是選擇簽訂「貿易互惠」的通商條約。
自然，經歷「不平等條約」，兩個文明都自發文革破舊、大刀闊斧追求西化。西方列強一度曾經想要拆毀中國，是在1899年，因為被他們對口代理人慈禧的反覆與險惡野蠻激怒到。
然而列強仍有人反對——冷靜想想殖民大清、瓜分中國，要消耗多少治理成本？4億漢地人口的生產意願、政治向心力、消費需求，有可能讓「直昇機」式的帝國直轄控制划得來嗎？答案是否定的。
眾所週知，最後用了庚子賠款設立清華大學，用以教化那個社會上下層都被「義和拳」洗腦的文化制度。（清華大學將美國退款的使用剩餘部分存放至美國銀行設立「清華基金」。1949年，梅貽琦校長赴美掌控此基金，後至今此基金利息仍每年由銀行撥付給他在台灣新竹市復校的國立清華大學。）
圖說 : 眾所週知，最後是用了庚子賠款設立清華大學，用以教化那個社會上下層都被「義和拳」洗腦的文化制度。(網路截圖)
「黑船來航」的受害者
前面說庚子八國聯軍代表「西方列強」，其實並不正確。俄德法美日奧義英當中，有一個是亞洲國家、是不到半世紀前洋人「黑船來航」的受害者。
從西化，到1895年佔台灣拿下帝國第一個海外殖民地、1905年佔兩韓、遼東半島、1937年對中華民國發起全面侵略戰爭——大日本帝國被軍國主義思想腐蝕和腦衝的速度，比西歐工業革命前進國都快。
這「大東亞共榮圈」的背後，應該不是「傑出思考」的因、也不是「傑出思考」的果，卻也更不是因為日本人本質特別邪惡或特別淺薄。
船堅炮利的誘惑
船堅炮利的誘惑太大了。
對機器與技術能夠碾壓一切靈魂與生機的「人定勝天」信念，以致輕看一切那些上帝放在地表厚賜予人的有機活物、生命自主的意志。
後工業革命的現代性「帝國主義」還包括將一切都資本化、物化、異化的認知暴力；一切的人文多元、基因多樣性、生態都被認為是 白送的（gratuitous）、寧可暴殄天物也不可搶比人慢。
綜觀兩次大戰醞釀前期和當代，能夠在政治與軍隊前線呼籲謙卑克制的，不是殉道士，就是傳教士——但他們人數太少了，我們何必理會他們呢？
八、歷史的巧合遠超過唯物因素認知
這種「唯物」地看待人和生物資源的思考慣性，至今仍在後殖民文化的人文知識份子語境中縈繞不去。彷彿採用某一種基因「幸運」、某一種自然的探勘發現，就能「註定」文明的發達優劣，用以解釋現在（扎扎實實）富二代的西方生活方式。
然而我們已看到，羅盤、造紙術、活字印刷、火藥都沒有引爆中華文明的知識或技術革命。亞里斯多德沒有給阿巴斯哈里發帶來什麼文藝復興思想刺激；反而是文藝復興時的伊斯蘭教士正在確認古蘭經和聖訓就是永不更改、永遠無需也不可做與時俱進新解釋的終極啟示。
宗教社會學家 Rodney Stark 不是基督徒，他想研究西方文化後來居上的原因。他在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1996) 和 The Victory of Reason: 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2005) 找到了的最大原因是：基督教信仰。
敬虔的智性思考
這裡的基督教是一個 mix baggage——它本身不是什麼有用的東西、也不服務傳教，但有很多其他東西慢慢成為大用，都是因為它。
Rodney Stark 用「理性」稱呼它。但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2008) 在《現代性的神學根源（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 》中，更為具體的說出：它來自一種敬虔的智性思考方式。
巴黎索邦大學（1150/1215 AD）、劍橋大學（1209 AD）學風世界瞻仰，不是他們800年前創立的時候就知道驅策奴隸從事底層生產。
就如新英格蘭屯墾者到了麻州第一件就是創辦哈佛大學——一間開始時只有「神學系」的學校——般，屁股都沒坐熱搞起「世上最無用之學」，而後不小心奠基與催生對其他「有用之學」的把握。
九、無用的開端：中世紀「修會」
從4世紀初，Pachomius 在埃及曠野發起了修道（修院）運動，將原本獨自修行的修士集結起來。這與同時代的居士派（Λαύρα）、療癒派（Theurapeutic）、隱士派（Eremite）不同，他們致力於文字學習和團體研究，奉行反物質、反功名主義的教導：「你若願意做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這些修會不僅著重於宗教教育，更是中世紀思考和大學建立的基石。它們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放棄世俗的學者，專心於神學研究和精神追求，與對應現代小學的「私塾」或對應現代技職教育的「工匠學徒制」大相同——他們所追求的便是「大學」。
「無用之用」的精神修行
雖然有些修會在中世紀後期變得富裕，甚至涉足商業活動，但總有新的修會因此而誕生，他們力求回歸修道運動的初衷，專注於「無用之用」的精神修行。像羅耀拉的耶穌會重視教育與思辨，方濟會關注扶貧，聖母聖心會建立醫療服務，而道明會和聖言會則強調話語的傳播。
這些修會的信仰生活並不是「行有餘，則學文」； 他們對物質和社會生活的態度反映在他們的日常祈禱中，如〈箴言〉30:8「不要使我貧窮，也不要使我富裕，只要給我需用的食物。」和主禱文「賜我們夠用（ἐπιούσιον）的飲食」。
修道運動對15至17世紀的哲學和認識論進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伊拉斯模的人文主義，到馬基維利的政治實用主義。從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到休謨的經驗主義。從培根的歸納法，到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從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再到康德的理性三大批判。所有這些思想突破都建立在經院哲學和對唯名論與唯實論辯證的基礎之上。這些洞見自13世紀以來就在經院哲學中逐步形成。
說修道運動孕育了現代大學並不為過，只是現代大學已經漸失其原始的精神意涵。
十、這是一個秘密：徹底的無用，是為大用。
幾乎所有偉大的、有用的思想，都必須始於「無用」的學習。
推演出相對論的人並非想著殖民宇宙；發現萬有引力的人，並不是吃著進口的富士蘋果。
凡是事先想著「經世濟民」、想「學優則仕」、想著迎合主流、成為主流、甚至想著服事群體需求的，都會被「有影響的東西」控制。
你可以心靈自由
只有「失敗了不打緊」的時候，你可以自由嘗試。因為所做的沒有立即應用價值，不會怕連累到誰。
「政治自由、鼓勵交流」的環境固然加分，但唯有一種「只害怕殺靈魂（上帝）、不害怕殺身體的（政府）」的精神信仰在前，人們才會積極爭取自由並珍惜得來不易的政治自由。這個「捨身取義」的信仰本身，亦是自由自在、在世無用（"no strings attached"）的。
只有「不害怕變異端」的時候，你可以心靈自由。若你憂讒畏譏、盲從主流，則連看 IG／臉書／抖音都能心理生病；反之，在暴政極權及公民民粹下，你仍可以有阿列克謝•納瓦尼、劉曉波、潘霍華、使徒保羅、蘇格拉底、耶穌基督。
只有不帶來現世功名的偉大，本身才孕育偉大。西方啟蒙後的許多偉大的藝術、文學，創作者都是潦倒一生。「養尊處優」並沒有保證創作者的多產或內容的精神超越。只有「成功了也沒用」，心靈能夠更自由地享受在知識的「無用之用」。
古人把這種精神稱作「愛智 (Philo- sophia)」；愛智的行為無關工具理性的最大化。它是「自得其樂」的，本身既是實踐其價值理性的工具、也是實踐其工具理性的價值。
不積財寶在地上
因著已經「有」才從事「無」、在世上消耗資源的，叫做「布爾喬亞」。
但總有人要「無」中生「有」，「道成肉身」地帶給世上一些東西。他們一生沒有消耗什麼東西、也看似沒有做出什麼有用的東西。
有一天，後人從修道者們做出的東西發財了。瓜分、設想（高估）他們的富足。
其實修道者們在世上也積財寶，只是不積在地上。
如果我們看不見修道者的財富、如果我們的社會想像不為修道者的視野預留空間、如果我們信仰追逐的是「有用」，那麼這個社會其實並不真正需要大學。
圖說：請 GPT-4 製作懶人包。（作者提供）
本文的討論背景，見 Albert Tzeng
《Albert Tzeng》
郭韋成問：
拜讀完鴻文，佩服得五體投地！近來網路上出現不少關於「文組地獄」的討論，本文著實有力地為「文組」之必要提出了擲地有聲的論證，似乎也為近乎一面倒的謳歌「理組」發出了警訊。
我的疑問是：是什麼原因使得西方逐漸「黑化」？第七節標題的「工具理性」從何而來？使徒猶大，何竟墮落成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邱慕天答：
Wilhelm Kuo
謝謝，你幫助我可以描繪這兩個重點：
1.工具理性未必是「黑化」，只是需要克制。在更大的力量目前，需要的是更多的謙卑。
兩次大戰、環境的破壞、奢侈的能源消耗、對更多物質與更舒適生活的追求，使人們忘記「無用」的哲學與真理追求本來是不促進物質財富與工具思考的；反而是刻意「放棄物質」與「有用」的學習。
（這邊對應的是中世紀神學與大學，不是今日的文組——fines arts, grammar, social sciences 比較是「藝」 的 instruction 而不是 intellectual pursuits ）
「理學」的發展
對無用（無應用）的追求帶來「理學」的發展。理學成為一切應用的基礎。理學透過實踐（實驗）服務與驗證真理；信心與理解、演繹與歸納，心與物，美妙地結合。
許多科學發現發明，如牛頓或富蘭克林的發明，都不是在分工依賴下被「逼」出來的。要求學術有「應用價值」、與職場既定分工對接，是對智性養成的錯誤期待。
2.-
現代社會對有用的追求，一個焦慮來源在於它的 super-interdependent structures ——彷彿你不在這個分工／代工體系卡到一個重要位置、不被需求立即地依賴著，人的「用處」（價值）便是否定。
人在資本結構
Super-interdependent structures 的資本遊戲規則缺乏天父世界的自然穩定性。你賺的血汗錢金融體系會用通膨讓你購買力下降。過去坐擁房地產是大賺，但一個房市崩盤或金融危機你受薪階級不分文理醫工沒幾個撐的住。人在資本結構中極度脆弱。
這其實是「生活」與被異化的過程。中世紀「修院」自己種地產糧自給，或從編織、製陶或製革一類勞作（像是更生人在監獄裡做手工一般）找到自己與自然（上帝的 craft）直接連結。
文法商都可以去追逐自己的有用，並非都要以無用看待。反之理工當中理學／理論組，亦是「無用」之學。但當「大學」裡缺少無用的想像，純物理純數學純化學也都 suffer 和被 discredited。教育和學術體制流於匠人思維；我們不會誕生大師，不會長出真正的大學與能承載大用的思想精神底蘊。
圍繞精彩的人
兩次大戰的現代性軍備競賽，百年後亦然。卡熱門產業的菁英洋洋自得，但結構上大家都在內卷整體的社會盼望、幸福感下滑、只有壓力上升。
然而我何不能是：在台東或魁北克買一塊地，自己種田養牛養雞、跟自己喜歡或志同道合的人、給下一代自學、敦親睦鄰，恬淡的過日與修道修身呢？精采的人身邊就會圍繞精彩。
這種深植在西方當中的精神獨立性（包含一位餐廳侍員都能擁有）、不被功名主義和有用主義（utilitarianism）綁架的純粹、源自修道精神與關於真善美的無用之學。是我們的社會及思想討論中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