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真理無懼 到真理有所懼(fear)(陳敦源)

陳敦源 / 政治大學公行系教授 2015/04/19 11:45 點閱 2042 次
漢娜的一生,都在訴說某種哲思的躁動,不甘於在任何框架的限制下,來思考史上最邪惡的納粹暴行用。(photo by 佳映娛樂)
漢娜的一生,都在訴說某種哲思的躁動,不甘於在任何框架的限制下,來思考史上最邪惡的納粹暴行用。(photo by 佳映娛樂)

我在大學有一堂「政治管理」的課程,這幾天課堂上大家一起看《真理無懼》這部電影,這是一部描寫猶太美籍女性政治哲學家漢娜艾倫的故事,電影聚焦在她1961年參與了納粹秘密警察頭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之後,所提出的「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理論,及當時在猶太人社群與知識圈所激起的爭議。

【與自己沉默對話】
老實說,電影比不上一般好萊塢娛樂大片有趣,加上裡面德語、英語、猶太語交錯,很難讓人親近。

然而,這是我第2次看這部電影,觀賞之間突然對它的中譯片名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從人的角度來看,如果確認自己站在真理的這一邊,「敵人」理應懼怕,對我任何的壓迫就是不公不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從真理出發思考,人應該要懼怕的是我是否確定自己是站在公理這一邊?

哲學家「自己與自己沉默的對話(也就是思考)」最深的懼怕,應該是後者,也就是因為這懼怕,創造漢娜的邪惡的平庸理論,也滋養了哲學思考!我好像突然看懂了漢娜的用心。

【勿輕易套用世事】
影片結束之後,我與學生分享,別輕易套用這個「邪惡的平庸」理論去罵人,反而應該將之當作一個「思考工具」,去觀察人類企圖分辨善惡的衝動與不足,不只漢娜的理論,漢娜的一生,都在訴說某種哲思的躁動,不甘於在任何框架的限制下,來思考史上最邪惡的納粹暴行用。

因為,常人都有感覺,但不都能思考,但光憑感覺,反而壓制了思考,不論加害或受害者,都失去了人的本性。面對真理,人真的應該懼怕,因為,我們的感情用事或個人偏見,太容易暴露在真理的跟前受審。

接著,我緩慢地清理3點新的感受,與同學分享。

【被動合作】
首先,我認為漢娜很幸運,因為她不用處理「納粹殺600萬猶太人」是否邪惡的問題,這罪不但史無前例,也全無爭議;因此,指責漢娜顛倒是非的人錯了,她並沒有說艾希曼(Adolf Eichmann)無罪,只是,在這樣一個明確的罪惡中,艾希曼被「捧成」魔頭的意念與隨之而來的獵巫氛圍,到底是否經過「思考」。

因此,如果將邪惡平庸理論應用在任何其他的case,包括公共政策的價值衝突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是否是罪?以及誰有罪?」的問題必須先釐清,不然,依照漢娜的標準,都是沒有經過思考的衝動。

再者,漢娜最被詬病的,就是她將猶太人受難的責任,部分指向當時歐洲社會猶太領袖的「被動合作」(powerless cooperation),在這樣的事件中,一般人認為受害者就是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有那麼一道無可跨越的鴻溝,讓受害者擁有不用檢視自我的特權。
漢娜之所以提及,除了審判現場上有討論之外,她真想知道的哲學問題是:「如果將艾希曼在法庭上以被動合作來自我辯解,與猶太領袖被動合作的行為相互映照,為何艾希曼會比較像惡魔,猶太領袖就是可憐的受害者?」

【必須敬畏真理】
最後,漢娜在影片末了上完那堂對外界解釋自己想法的課程之後,回到家中告訴丈夫說,她發現這些知識界的菁英們,都忙著批評她的冷血,卻忘記這背後有更深的真理:「惡是沒有根本性的,它只有極端性,只有善有根本性!」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善是飛標靶上的紅心,惡(沒射中紅心)就是無邊無際的其他地方!因此,人類想藉由清楚描繪惡來規避惡,基本上會錯得更離譜;好像一個人,想要藉由歸納偽鈔來了解真鈔長甚麼樣,終究無法確實知道真鈔(善)長甚麼樣的!

以這3點來觀察人類歷史上任何爭議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事件,不論自認是加害者或是被害者來說,「認定真理站在我這邊,並且動手壓迫反對者」這種想法最大的謬誤,就是少了面對真理時,那種從「自己與自己沉默對話」所產生對真理最原始的懼怕,唯有一個人還對真理有起碼的懼怕,才會產生努力拋棄既有框架進行更深思考的努力,或許,這才是人真正能夠捕捉到的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