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有一堂「政治管理」的課程，這幾天課堂上大家一起看《真理無懼》這部電影，這是一部描寫猶太美籍女性政治哲學家漢娜艾倫的故事，電影聚焦在她1961年參與了納粹秘密警察頭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之後，所提出的「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理論，及當時在猶太人社群與知識圈所激起的爭議。
【與自己沉默對話】
老實說，電影比不上一般好萊塢娛樂大片有趣，加上裡面德語、英語、猶太語交錯，很難讓人親近。
然而，這是我第2次看這部電影，觀賞之間突然對它的中譯片名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從人的角度來看，如果確認自己站在真理的這一邊，「敵人」理應懼怕，對我任何的壓迫就是不公不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從真理出發思考，人應該要懼怕的是我是否確定自己是站在公理這一邊？
哲學家「自己與自己沉默的對話（也就是思考）」最深的懼怕，應該是後者，也就是因為這懼怕，創造漢娜的邪惡的平庸理論，也滋養了哲學思考！我好像突然看懂了漢娜的用心。
【勿輕易套用世事】
影片結束之後，我與學生分享，別輕易套用這個「邪惡的平庸」理論去罵人，反而應該將之當作一個「思考工具」，去觀察人類企圖分辨善惡的衝動與不足，不只漢娜的理論，漢娜的一生，都在訴說某種哲思的躁動，不甘於在任何框架的限制下，來思考史上最邪惡的納粹暴行用。
因為，常人都有感覺，但不都能思考，但光憑感覺，反而壓制了思考，不論加害或受害者，都失去了人的本性。面對真理，人真的應該懼怕，因為，我們的感情用事或個人偏見，太容易暴露在真理的跟前受審。
接著，我緩慢地清理3點新的感受，與同學分享。
【被動合作】
首先，我認為漢娜很幸運，因為她不用處理「納粹殺600萬猶太人」是否邪惡的問題，這罪不但史無前例，也全無爭議；因此，指責漢娜顛倒是非的人錯了，她並沒有說艾希曼(Adolf Eichmann)無罪，只是，在這樣一個明確的罪惡中，艾希曼被「捧成」魔頭的意念與隨之而來的獵巫氛圍，到底是否經過「思考」。
因此，如果將邪惡平庸理論應用在任何其他的case，包括公共政策的價值衝突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是否是罪？以及誰有罪？」的問題必須先釐清，不然，依照漢娜的標準，都是沒有經過思考的衝動。
再者，漢娜最被詬病的，就是她將猶太人受難的責任，部分指向當時歐洲社會猶太領袖的「被動合作」（powerless cooperation），在這樣的事件中，一般人認為受害者就是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有那麼一道無可跨越的鴻溝，讓受害者擁有不用檢視自我的特權。
漢娜之所以提及，除了審判現場上有討論之外，她真想知道的哲學問題是：「如果將艾希曼在法庭上以被動合作來自我辯解，與猶太領袖被動合作的行為相互映照，為何艾希曼會比較像惡魔，猶太領袖就是可憐的受害者？」
【必須敬畏真理】
最後，漢娜在影片末了上完那堂對外界解釋自己想法的課程之後，回到家中告訴丈夫說，她發現這些知識界的菁英們，都忙著批評她的冷血，卻忘記這背後有更深的真理：「惡是沒有根本性的，它只有極端性，只有善有根本性！」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善是飛標靶上的紅心，惡（沒射中紅心）就是無邊無際的其他地方！因此，人類想藉由清楚描繪惡來規避惡，基本上會錯得更離譜；好像一個人，想要藉由歸納偽鈔來了解真鈔長甚麼樣，終究無法確實知道真鈔(善)長甚麼樣的！
以這3點來觀察人類歷史上任何爭議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事件，不論自認是加害者或是被害者來說，「認定真理站在我這邊，並且動手壓迫反對者」這種想法最大的謬誤，就是少了面對真理時，那種從「自己與自己沉默對話」所產生對真理最原始的懼怕，唯有一個人還對真理有起碼的懼怕，才會產生努力拋棄既有框架進行更深思考的努力，或許，這才是人真正能夠捕捉到的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