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題為〈為什麼現在的神職人員，越來越少「會讀書」的人？〉的文章在社群網路上廣泛流傳。文章真誠地感嘆，相較於中世紀那些學問淵博的神父，今日的教會似乎不再是深度思辨者的歸屬。

這場討論，像是一位熱心的公民，看到社會上有人失業，便跑到政府門前大喊：「經濟部都在混嗎！看看以前農業時代，人人都有工作！」這份為國為民的心是真誠的，指出的問題（有人失業）也是真實的。但他的解決方案——回歸農業時代——卻是基於一份抽離了時空脈絡的鄉愁。

而另一邊，若有官員只忙著澄清：「我們部門都有碩士學歷，工作時數也很長！」則同樣偏離了問題的核心。
請容我權充一回「經濟部次長」，向這位熱心的公民說明：世界經濟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我們無法、也不該回到那個看似美好的農業時代。同時，我也想讓大家知道，「經濟部」的高層並非尸位素餐，我們當中有些人正試圖用當代最精良的工具，來理解和應對這個全新的局面。

一、破：典範的殞落——路德與笛卡兒如何聯手終結「黃金時代」？

首先，表面上，中世紀（約10至16世紀）最頂尖的知識份子，確實大多是神職人員。從安瑟倫到阿奎那，最聰慧的頭腦都在神學的框架內進行思辨。但這並非因為當時的教會特別「禮賢下士」，而是因為教會本身就是那個時代唯一的知識、權力與資源中心。整個社會的運作，都建立在一個不容置疑的「神聖框架」之內。
然而，兩場橫跨百年的思想革命，徹底擊碎了這個框架，讓世界一去不返。

1. 笛卡兒的「我思」與「去魅」的世界

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其巨著《世俗時代》中，精闢地闡述了「心物二元」知識論革命。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那句「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不僅僅是哲學家書房裡的沉思，它帶來了一種全新的「人觀」。

笛卡兒主張，思想精神的領域（感官、情感、概念）與物質空間的領域是截然二分的。這套「心物二元論」如今已是我們的常識，但在當時，它卻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

泰勒指出，笛卡兒的「我思」擊潰了此前人類普遍持有的「多孔自我」（Porous Self）信念——那種相信靈魂不設防，會被外在鬼神、邪祟輕易穿透的古老迷信觀念（superstition）。

什麼是「多孔自我」？大白話的解釋就是：「人的靈魂不設防」。在前現代世界，人們相信外在的靈體、鬼魂、乃至被賦予魔力的物件（fetishized objects），可以直接穿透人的心靈，對人造成影響或懾人心魄。

因此，人們極度需要守護聖人或天使來抵擋這些邪祟。這也解釋了為何在科學批判思維普及前的社會，從歐洲的鬼故事到我們熟悉的民間怪談，都如此盛行。當兵時聽過的軍中鬼故事、長輩口中的「不要鐵齒」，都是「多孔自我」時代的文化遺留。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獨立、自足、有屏障的「緩衝自我」（Buffered Self）。個體的心靈成為一個獨立、自足、有屏障的內在空間。「我」的理性思考，成為了檢驗一切真理的起點與最終法官。

上帝不再是一個要求絕對降伏的思考前提，而成為了一個必須通過「我」這位「懷疑的多馬」之認知門檻，才能在內心佔有一席之地的對象。從此，世界開始了不可逆的「去魅」（disenchantment）過程，「現代性」的啟蒙浪潮隨之席捲而來。

2. 更早的革命者：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

然而，我個人對泰勒的論述有一點微詞：這位天主教哲學家肯定了笛卡兒，卻似乎後置了新教改教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破格貢獻。事實上，比笛卡兒早了一個多世紀的馬丁路德，早已用他的神學撬動了舊世界的根基。

路德的「唯獨信心」（Sola Fide）正是新教版本的「去魅」革命。它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存在主義式的個人靈魂「防火牆」。這個教義宣稱，人的得救單單憑藉「內在的信」，而非任何外在的功德、儀式或權威。

無論是疾病、天災、教宗的敕令、還是傳統禮教的枷鎖，都不能剝奪一個人在上帝面前的自由與尊嚴。這無異於宣告，所有試圖對人的靈魂進行情感勒索（ransom）或挾持（hold hostage）的外在權威，在「信」的面前皆告失效。

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神聖」的關係，將權威的重心從外在的體制，轉向了內在的心靈。路德的思想，幾乎只差幾步就要踏入近代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領域。他之所以停下，是因為他堅信這份啟示來自於「聖經」。

當然，我們若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審視，會發現他的聖經觀極大地受益於當時新興的古騰堡印刷術所帶來的技術突破，但這個視域盲點無損於他革命性的貢獻。

總結來說，路德與笛卡兒，一前一後，從神學與哲學層面，聯手終結了那個神學士們壟斷思想霸權的「黃金時代」。泰勒稱此為「世俗時代」的真正轉骨。今日我們所談論的「信」，基本上都是在這個框架下的產物，無論某些神學系統如何辯解，世界的底層作業系統已經被重寫。

因此，若用中世紀的教會來類比今日的處境，就像拿農業時代的就業率來評判今日的經濟政策，雖有善意，卻忽略了工業革命與全球化帶來的根本變遷。這也正是為何，糾結於現代牧師有沒有讀過拉丁文，或神學院的訓練是否足夠「古代」，都已無法觸及問題的根源。

二、立：廢墟上的重建——現代神學如何回應新世界

當人的自我被放大，當世界被「去魅」，信仰該何去何從？伴隨著「人定勝天」的科學突破，人們似乎證明了鬼神之說在不信者面前的無力。此一趨勢的極端表述，便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宣告：「上帝已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超人意志」為核心的新座標，其信條是：「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這與耶穌的教導背道而馳，尼采只畏懼能殺死肉體的，卻不相信有任何事物能滲透或敗壞一個用意志武裝起來的心智。
面對這個極度注重內心，甚至將其神化以替換上帝位格的新世界，兩百年來所有嚴肅神學家的戮力，不是要重建那座已然崩塌的舊神殿，而是在新的地基上，探索信仰的全新可能性。

1. 士來馬赫：在人的盡頭感受神

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在德意志浪漫主義的浪潮中，對過度高舉理性的啟蒙思想提出了修正。他認為，人遇見上帝，不是在理性思辨的窮盡之處，而是在最失重、最無助的時刻。

他將宗教情懷的誕生之處，標記為一種「絕對的依賴感」（a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這挑戰了笛卡兒或康德式的高度理性自信，並準確地指出了人類意志的有限與軟弱。

2. 田立克：在「存在」的根基中理解神

深受路德宗思辨傳統影響的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則給出了更具存在主義色彩的回應。他著名的論點是：上帝不是一個與人們意志世界並存的實體存有（a being），而是所有「存有」的「根基」（the ground of all being）；祂不是能被人在心靈維度上接觸的客體。

如《淮南子•詮言訓》言：「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一朝生暮死的單細胞生物，如何能感知那接待（host）和維持（sustain）牠的蒼茫浩瀚宇宙？
換句話說，God does not exist——上帝的本質並不能用我們理解桌子、椅子、星球或甚至宇宙的存在維度去理解。

上帝是「使萬物得以存在」的終極理由。田立克以此反擊懷疑論——他指出，不論我們在爭論什麼，不論我們的心靈能否正確地認識世界，單單是「世界有料」（something exists rather than nothing）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了有一個「使存在者得以存在」（to be）的根基。而只有超越萬有的上帝，才能佔據那個位置。

用一個極端的比喻：哪怕宇宙就是一坨屎，那也是「祂」才能拉出來的，而不會是希特勒養的三隻德國狼犬中的任何一隻。

3. 潘霍華與泰勒的暗示：在關係中復活的上帝

在此基礎上，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的「世界登大人」（world come of age）神學，以及泰勒書中隱含的「弱神學」（weak theology）觀點，為當代信仰指出了方向。
如果說中世紀的神學家猶如孫悟空在「如來佛」的五指山翻滾——再怎麼嬉遊撒尿，神人關係仍然只是一好動潑猴在靜態鐵板一塊的家父長的絕對控制域之中。

真正的信仰超越了安全空間的概念，導致了撼動存在基礎的危機相遇。一個可能被拒絕和超越的上帝，是在關係（relation）、在感受性（sensibility）、在共融（communion）之中被「相信」（believed）。

這種「信」，誕生的是一份深刻的「信任」（trust），遠遠有別於前現代時期，作為信條（creedal beliefs）被無腦接受（mindless assumptions）的那個神（"deus"）；在今時今日談論神學和接受基督教這位神，是一場徹底的冒險。如同不被宗法禮教祝福接納的私奔冒險，是梁山伯與茱麗葉、羅密歐與祝英台「不可能的真心相愛」。

4. 齊克果：以信心之躍克服朝聖山道中塌陷的虛無深淵

這種辯證的弔詭是將真實信心誕生的場域放置於超越一切可經歷的積極宗教經驗，回應了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所言的「信心跳躍」。它只能發生在亞伯拉罕被要求獻上以撒的荒謬、約伯被擊打到除了一身爛瘡外一無所有的絕境深淵中，上帝才無法被錯認為祂的神跡（theophany），換言之，上帝彷彿在世俗時代被釘死，卻在今日信徒的「五旬節經歷」中復活。「道成肉身」和「死裡復活」的語言在今世顯為愚拙；古典神觀（classical theism）在黑格爾（1770-1831）力挽狂瀾的辯證系統後也已經走入盡頭。
一個真正經歷上帝的神學家所能談論的神，只能透過他那既危險又主觀的信心。

放棄一切為上帝或為世界重新訂定「神聖框架」的妄圖。因那位神來到世間並不為了做王，而是承擔全宇宙的誤會、與世間一切被棄絕者同擔絕望、釘死十字架上。這，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福音與神蹟，也是我們十字架的子民能作的唯一見證。結論：超越鄉愁，擁抱神學在今世的謙卑位置和信心冒險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會讀書的神職人員」在教會裡似乎越來越少？

因為「讀書」的定義和目的都改變了。在中世紀，頂尖的「讀書人」聚在一個公認的神聖框架，進行精密的哲學與神學建造。而在今日，「讀書」的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理解這個神聖框架本身是如何被解構的，「讀書」本身意思和目的並不涵蓋撩撥意志，鼓舞靈魂，在一個看似沒有上帝的「世俗時代」裡，勇敢誠實地、有根有據地活出信仰。

這項任務的艱鉅，遠非經營一個熱鬧的社群或舉辦成功的活動所能比擬；也絕非那些智性懶惰、自甘逃遁到前現代迷信部落中的小眾膜拜聚會能夠代言。它需要深沉的歷史感、嚴謹的哲學思辨，以及在曠野中獨行的勇氣——不放棄思考、也無懼直球對決回應來自無神世界的沙皇拷問。

因此，那位弟兄語帶憤世疾俗的感嘆，正是那份對真理的渴求，對信仰被淺薄化的憂慮，也是教會最寶貴的資產。他就像那位憂心失業的公民，這樣的提問本身就極具價值。
我想起在二十年前，當我還是個酷愛神哲學的大學畢業生時，也曾一模一樣看那些譁眾取寵的牧師來氣，看那些解經沒料的講員就覺得羞恥，感覺基督的聖名蒙塵。

我曾滿腔熱血地報讀神學院，負岌美國尋求那傳說中的基督教哈佛和耶魯，跪求那掃地僧傳易筋經和風清揚賜我獨孤九劍。我渴望為主做大事，不願與那些我認為「丟臉」的人同舟共濟。

然而，把這種「恨鐵不成鋼」當作己任的熱情，讓我在讀神學的第三年便心力交瘁，造成我原發性免疫缺陷的患病身體全面反撲。2008是我前半生體驗最悲慘的一年（沒有之一）。那一年我將智商150的大腦放在神學思辨，換到的卻是身心靈的死蔭幽谷，叫我無數次在書堆和電腦報告前詛咒自己是這世間中最無用的廢物。
——憑藉大腦和血氣尋求神或事奉神，是一點都沒有用。

二十年前後，我寫下這篇長文，某種程度亦是想以「經濟部次長」的身分接納廿年前那位抱有田園牧歌（idyllic）願景而過度早熟鄉愁的自己：請放心，雖然經濟形勢（時代精神）極其複雜，但仍有一群智庫頭腦未曾放棄思考，而是正持續地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廢墟之上，從事著最艱難的重建工作。

他們或許不在講台上，或許沒有亮眼的頭銜，或許連教會的講壇都忌憚他們的枯燥、顛覆性、和「不夠俚俗——即世俗」。但這份與上帝一同冒險的敬虔，為真理韜光養晦的深蹲信念，只能在以利亞看不見的七千眾得願，而非亞哈王的巴力神龕座前。

我們不應再懷念那個看似單純美好的農業時代，仍要學習如何在今日複雜的全球化格局中，找到新的出路。這需要我們所有人——無論是牧者還是信徒，無論是行動派還是思考者——都放棄在教會的聲光敬拜中尋求答案。
因為上帝震碎宇宙的愛意，不在一切有光的舞台，而是祂在十架上受到世人終極羞辱所扯開的空間裂縫。
滲入那十架釘痕手所敞開的信心次元，便是我們這時代的神學能灑在各各他黑暗中的唯一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