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介紹的不是新聞文章，而是《金融時報》駐東京的日本記者去年年底所作的影音報導。報導中提到，日本安倍政府預計在2030年將決策階層的職場女性比例提升到30%。類似政策方針在英國、北歐芬蘭與瑞典等國皆有，原因不但是為了性別平權，而是為了在高齡化社會補上人力缺口。
經合組織（OECD）便警告，如果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提升，未來10年日本的勞動人口數將下降10%。然而對日本而言，最大的困難即在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東亞文化，以及高工時、高壓的職場環境，使得女性一旦生子成家後，便不再可能配合公司出差、加班，阻礙了升遷渠道。
南韓和日本的職場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差距在25歲、35歲、45歲、55歲一路下來不斷拉大，高居全球之冠，資深的女性全面從職場撤退，男性工作養家的壓力也大得不得了，由此可見一斑。
報導中，記者中本美智代訪問了3位日本菁英職場女性。第三位英文比較流暢的受訪者三木松井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對育有3歲以下的幼兒的女性有寬容政策，自己在下午4點半就能下班；種種線索顯示她可能身處外商而非傳統日本產業。
然而三木表示，等自己的孩子進入學齡後，壓力將會更大，她期待日本政府能更大刀闊斧地完善托育制度，而這樣的托育制度正式北歐國家得以向全世界展現高度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關鍵所在。
雖然在先進的北歐，全日間看護的托育制度已經造成子女與父母親疏離的問題，而引起不少檢討（不少職場女性轉為自願在家育兒，以及政策正轉向推廣「父親育嬰假」），但對中日韓台所處的亞洲文化而言，朝向托育制度、男女勞動權益平等，絕對是解決高齡、少子化社會的重要政策出路。
主文章連結：
日本精英女性的平衡術
http://big5.ftchinese.com/video/1271
延伸閱讀：
托育服務的國際觀：從丹麥經驗談起（內政部網站）
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01/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