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宜樺院長是在整個社會都感意外的情況下，提前決定將基本工資水準向上作小幅度提高，造成產業企業界的普遍錯愕，但也沒給社會勞動團體帶來多少興奮；然則，這一決定做法的背後，卻隱含了要讓台灣「邊際勞動力」人數繼續更增多，使青年失業率數字更向上堅挺的政策意涵。
基本工資超過60%
依照2013年9月24日江宜樺院長核定的基本工資調整案，每小時基本工資自2014年1月1日起調整至115元，每月基本工資自2014年7月1日起，從現行的19,047元調升至19,273元；新調升後的基本工資占市場薪資比例，已經事實超過了60%。
在國際一般水準中，已經到達最高級層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針對所有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家其置有最低工資或基本工資機制的67個國家所完成的調查顯示，這一類會員國家所設定的基準水準，一般都介於市場薪資的23%-40%之間，在美國置有最低工資體制之州，其所設定的最高水準者，亦不超過37%。
弱勢勞動力幫助並不高
之所以採取這樣子的基準設定，最主要的考量原因，就在於：過高的基本工資，對於弱勢勞動力的幫助作用，事實反而越低，倒是「邊際勞工人數」及「失業率」，則反而會因此而更加提高。
在台灣，這次江宜樺院長之所以會疾急拍板決定超水準再提高基本工資的背後，乃是出自於所謂極力支持「調高薪資水準派」的「學者專家」，強調「在勞動力生產力(labour productivity)水準已經持續提高」的前提下，「雇主沒有理由再反對提高辛苦錢的給付水準」。這種溫情的訴求，當然有其動人的感染力。
然則，在事實上，所謂「勞動力生產力」指標，在國家社會整體經濟運作體制之中，並非唯一的獨立變數，其「實質的」升降情況，必須相對於其他關鍵變數指標一起探索，才能看到真正的事實端倪。
須看工業生產活動力
首先必須檢視工業生產指標變動，及其所反映的是國內產業經濟活動的基本態勢。自從2000年政黨輪替，改由綠色執政之後，我國工業生產情勢就一直維持在一個相當低檔的位置；特別是其後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爆發，而國內則遍地環保主義高漲漫溢，逼使「過度重視民意的」馬英九總統，轉為採行「環保優先於經濟」政策，而中止國光石化案之後，整個工業生產情勢更大幅降退。
在這一轉變發展過程中，具有高度連動效應的兩項勞動市場情勢指標，是極其必要深度觀察與解析的：一是勞動生產力指數，另一則是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月薪變動率，或是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月經常性薪資變動率。
市場慣性的反逆效應
在薪資變動率情勢變化中，可以看到工業生產活動力低落停滯的態勢，同時薪資水準則「極其低度成長到了接近完全停滯的地步」，這與社會上普遍直覺「薪資水準二十年未動」的感受，是相當一致的。這種現象，當然與台灣社會65年來經濟市場所形成的潛規則或市場慣性：「薪資祇能調升不能調降」直接有關。
這種反逆的對比效應，就在今天台灣的「勞動力生產力」指標上，高度被反映出來：當工業生產活動減慢的同時，勞動力生產力指數卻反而是顯現出「相對小減」甚或是「以高於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的比率上升」，也因此，才會讓主張基本工資調升的委員，有了「勞動力生產力上升的情況下，勞動貢獻率提高了，薪資當然應該調漲的訴求基礎。但這種基礎，是既虛幻而且又脆弱的。
在工業生產活動衰退過程中，當就業率的降幅或失業率的升幅相對較大時，勞動力生產力指數就更加會有「反常的提高」現象；這種現象所真正能夠反映的，並非真正是勞動貢獻率有了正向的提高，而是勞動力分母縮小後的「非典現象」，根本不值得主政者或整個社會來為之高興或為之高聲怨懟的。
廢基本工資 調整機制
然則，因為這次超高額限地再調升基本工資的行政決策，可能會為國內勞動市場帶來「激勵失業率更向上提高」的後遺症，卻又必須要整個社會來共同承擔了。
今天台灣的基本工資調整既已定案，根本失去可再轉圜的空間，建議未來國內基本工資的任何調整作為，必須嚴肅參考ILO的政策建議，除非發生重大經社變局，否則不作短期間思維的輕易調整，同時基本工資設定的水準亦不應超越市場平均薪資的30%為宜。
當然，更積極的前瞻性政策作為是，參照大多數先進國家的作法，根本廢置基本工資制度及其調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