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俞院長之形象問題
上任時，國家政局波濤洶湧。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組黨，十月，蔣經國總統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透露政府正準備解除戒嚴。同月，經國總統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一九八七年二月，俞揆宣布政府準備開放報禁，七月政府解除戒嚴。
我知道開放黨禁、報禁及解除戒嚴後，台灣政治力、社會力、經濟力、文化力整個爆發的時代即將來臨。在這時刻到新聞局服務，一些好友們說我是「跳火坑」；但我一生都是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喜歡挑戰，企圖心旺盛，所以我說是「躬逢其盛」！美國人有個典型的說法形容這兩種心態：面對一個水滿一半的杯子，悲觀主義者會說它是「半空」，樂觀主義者則認為它是「半滿」，而我是後者。
上任後，我發現面對最大的挑戰是要提升俞院長的形象。一九八七年一月，台灣「民意調查文教基金會」公布民眾對五位政府行政首長滿意度的反應，其次序是蔣經國總統七十七點七，其次是省主席邱創煥、台北市長許水德、高雄市長蘇南成，俞院長居最後一名，只有三十八點五(註4)。同年三月，「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向大專院校副教授以上者，寄出一千三百二十一份問卷調查，結果對俞院長未來施政表示沒有信心者高達四十八點二(註5)。
我是政府化妝師
許多國人，尤其是媒體，喜歡用「政府的化妝師」來形容新聞局長的角色，這句話我認為只說對了一半。假如院長或政府本就「麗質天生」，沒有化妝師無妨，有的話更能動人；假如體質粗俗，再高明的化妝師也沒有用。俞院長曾任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台灣「經濟奇蹟」極有貢獻，他與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前財政部長李國鼎、前經濟部長趙耀東等人並稱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
按理說，他應獲得國人認同，但院長拙於言詞，且多年在兩位蔣總統身邊工作，養成凸顯長官而隱居幕後的習慣。但是在解除戒嚴，尤其是開放報禁之後，民意高漲，媒體競爭激烈，所以，我決定新聞局必須全力宣導院長之政績，讓院長多所曝光，顯示其勤勉從公之真貌，日久其形象自會提升。
（三）進行改組與增強建制
無論我在任何機關服務，皆相信一句名言：「中興以人才為本。」為達成任務，我首先對新聞局的人事做一番調整。關於主任祕書一缺，我將國關中心的主任祕書—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謝復生—借調來局服務。他專攻政黨政治，有助於我處理解嚴後之黨政關係。
新聞局「國內新聞處」（下稱國內處）主要負責政令宣導與聯繫媒體事宜。俞院長對該處工作表現表示不滿，第一個指示就是要我調換該處人事。我做了幾個決定。第一，更換國內處處長。我先借調黃新生教授（他獲有美國西北大學傳播學博士）、後借調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中立來局服務。吳處長工作認真、貢獻良多。
第二，國內處人員必須具有新聞素養，下令本局所有畢業於新聞系所或曾在媒體服務的同仁，全部調到國內處服務。第三，政府在大陸時期，先敗於藝文戰場，最後敗於軍事戰場，因此，我特別在國內處增聘作家丘秀芷擔任顧問，加強和藝文界之聯絡，希望透過他們的筆，向社會解說政府的各項建設，此一顧問的設置，在新聞局應是創舉。
新聞局「資料編譯處」出版新聞局中、英、日、法、西等國語言之出版品，這裡面以中、英出版品最為重要，所以我邀請師大英語研究所所長余玉照出任處長，並擔任英文《光華月刊》總編輯。另外，我請台大外文系高天恩教授出任新聞局英文《自由中國周報》（Free China Journal）總編輯，邀請政大政治系江炳倫教授出任新聞局英文《自由中國評論》（Free China Review）月刊總編輯，我特別告訴他們前述胡克教授對台灣提出的一些建言，說明新聞局出版品必須清楚介紹中華民國的發展經驗及生存意義。
註4《雷聲週刊》（一九八七年四月），頁六。
註5同上註，頁七—八。
（四）新聞媒體對我之震撼教育
第一次與媒體發生衝突，是安排媒體採訪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至十二日俞院長訪問新加坡的行程，這是他就任三年以來第一次出國訪問，意義重大，我必須妥為處理。
新加坡政府對媒體的管理比較嚴格，我駐新加坡代表胡炘與星方政府交涉，星方僅同意台灣隨同採訪之記者以十五人為限，人選由新聞局決定。新聞局最後決定：《中央日報》一人、《聯合報》一人、《中國時報》一人、《自立晚報》一人、中央通訊社一人（代表所有通訊社）、中廣公司一人（代表所有廣播電台）、台視兩人（記者與攝影各一人）、中視兩人、華視兩人、行政院新聞局攝影三人（拍錄影帶及照片提供國內所有媒體使用）。
選擇《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因其報系發行量占全國之七、八成；選擇《中央日報》，因它是執政黨報紙；選擇台視、中視及華視，是因它們收視率最高。由於當時絕大多數媒體均由黨政軍控制，故決定要挑選一家民營媒體，以示公允。
當時民營媒體中，只有《自由日報》與《自立晚報》兩家，《自由日報》訂閱率遠不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所以未選；但在三家晚報中，訂閱率以《自立晚報》為第一，雖然它一向批評政府，仍決定將之入選。但此一決定，使一向支持政府的《大華晚報》和《民族晚報》大為光火。我在六月四日把這一切的安排簽報俞院長，他表示同意。
果然不出我所料，未被邀請的媒體多有反彈，尤其是《大華晚報》和《民族晚報》，他們自認平日配合政府，其競爭對手《自立晚報》則以批評政府為能事，新聞局居然挑了《自立晚報》，他們非常不滿。在院長啟程的第二天，《民族晚報》以〈不要忘了誠信是最好的政策〉為標題，指責新聞局違背了蔣經國總統的
訓勉：
所謂政者，正也。蔣總統經國先生訓勉各級政府官員，要大公無私，一切作為出乎至誠，本公正公平公開態度，敬謹服務。可說言猶在耳，況新聞局為傳播媒體服務，負宣導政令建立政府形象職責，豈能有違層峰之剴切期勉。(註6)
媒體交相指責
《自由日報》（作者註：《自由時報》前身）於六月七日對我指責：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明天啟程前往新加坡訪問五天，允許隨行在新加坡採訪的記者，除了三家電視台而外，只限於國內的四家報紙記者前往，其他所有各報記者，均予屏除。邵局長應該知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在白宮及國務院跟其他數以百計的報紙記者，受到完全平等的待遇，沒有任何一位受歧視，不知俞院長、邵局長對前述兩種標準「絕對不公平待遇」的現象，又做何解釋？(註7)
《大華晚報》駐星馬特派員程榕寧女士於十一日突然在新加坡現身。程女士既已現身，我們決定給予各種協助。但《大華晚報》在十二日院長回國當天，對我有如下指責：對於這次俞院長出國訪問的新聞採訪安排，我們有許多的迷惑與不滿。可是最令我們困惑、難堪的是：俞院長離星前一天舉行本國記者招待會，談訪星觀感。本報程特派員不被邀請，而且拒絕她參加。我們大感不解，請問局長：這是根據何種理由？(註8)
註6《民族晚報》（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第一版。
註7《自由日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第一版。
註8《大華晚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第二版。
作者簡介：
邵玉銘教授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在美國任教於聖母大學、馬里蘭大學、「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機構。在國內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並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與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校外公職包括行政院新聞局長、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為「美國在台協會」之對等單位）主任委員等職。
中英文著作數十種。中文著作包括《文學．政治．知識分子》、《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國史與國事》、《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留學之路》、《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等書。
英文著作包括《一個在華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等書：並在美國Foreign Affairs及英國The China Quarterly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名列「美國研究學者」、「國際亞洲研究學者」等名人錄。
本書簡介：
台、美、中三角關係如何在動態中平衡互利？兩岸之間台灣報紙、出版、廣電、電影與文化是如何解嚴的？在貼身幕僚眼中，蔣經國、李登輝、俞國華、李煥、郝柏村的領導風格有何不同？兩岸關係為何一直崎嶇難行、台灣政局為何一直混亂不安？
前後擔任二位總統（蔣經國、李登輝）、三位行政院長（俞國華、李煥、郝柏村）的發言人，前行政院新聞局長、公視董事長與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會主任委員的邵玉銘在本書對以上問題提出答案。
邵玉銘就近見證了政策的誕生與運行，許多公開或隱晦的縱橫捭闔，娓娓道來，毫不隱晦。
身為台灣大變局的參與人，在台灣社會、經濟、文化劇烈轉型的關鍵年代，邵玉銘總在政府記者會的麥克風前，發布或解釋重要的政策──解嚴、開放報禁，台灣從此揮別威權體制，走向華人民主與自由典範的試煉之路。
作者：邵玉銘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頁數：460頁 定價：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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