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是台灣國語電影崛起的黃金時代，那時候不僅拍片量多，而且人才濟濟。香港影壇的兩位大導演李翰祥與胡金銓先後來台拍片，自組國聯公司和加盟聯邦公司，整體帶動了電影技術和商業市場的發展。
電影教父當之無愧
而從中影公司「健康寫實主義」電影路線走紅的本土導演才俊李行(圖)和白景瑞，創作鋒芒也不遑多讓，故當年有「四大導演」之說。他們四人唯一合導的古裝影片《喜怒哀樂》（1970），標誌著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
如今，隨著李行導演於8月19日晚間於台北辭世，「四大導演」都已不在，思之令人難過惋惜。
李大導演在電影藝術上的非凡成就、他對台灣影壇的卓越貢獻、甚至他那嚴謹拍片的「導演脾氣」等等，近日在坊間論者已多，不必筆者再插上一嘴，在這裡我只想記述個人曾跟李行導演有過親身接觸的兩件「小事」以作悼念。
解嚴後藝文民力湧動
我剛進入台灣影評圈時，李行早已是名震華語影壇的大導演，仰之彌高，他根本不認識我。後來之所以有了接觸，是因為「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的成立。當時台灣剛進入解嚴時期，民間活力湧動。
1988年「香港電影導演會」成立，對台灣影壇自然也形成了一種刺激。我策劃了在1984年3月於香港舉行的第一個「台灣新電影選」的影展活動，幫當時在本土剛崛起的一批台灣新電影成功推廣到海外，算是活躍於台港兩地的電影文化人。
成立電影導演協會
在向來一盤散沙的台灣影壇，要成立像「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這種足以號令江湖的法人團體，自然得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人士出面號召才行，當時公推聲譽正隆的李行導演是最佳人選。
李大導演為了同行權益也不謙辭，很快就把籌辦導演協會這隻鍋揹了上身。而我則被李導演找來幫忙跑腿，當了籌辦期間的臨時秘書長，有好幾個月不停接觸導演們填寫發起人名冊和跑內政部辦公文。
到了1989年6月「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終於獲准成立，李行導演被推選為首屆理事長，我則轉任該會顧問。在這段不算長的合作期間，我幸運地目睹了李導演出錢出力、熱心影壇公益的可貴一面，難怪他後來被尊稱為「台灣電影教父」。
憾未能送老友一程
另一件值得記述的「小事」則發生在去年和今年，這個跟台灣影評界前輩黃仁先生的逝世週年紀念活動有關，足以反映李導演本人情深義重的一面。事緣黃仁先生不幸於去年4月14日在台北因病逝世，因逢新冠疫情肆虐，家屬低調發喪，只邀請極少數親友參加，並沒有舉辦公祭。
李導演後來才知道老友黃仁去世的事，對於未能出席喪禮親送老朋友最後一程深以為憾，一直想有所彌補。他曾多次打電話給「中國影評人協會」秘書長王清華，責問我們協會為何對創會元老的去世亳無表示？為何不為黃仁先生舉辦公開的紀念儀式？
去年7月台中市政府介舉辦「行影．台中｜李行導演九十耆壽影展」為他慶生，我們一大批人南下參加盛會。李導演在晚宴上看到我，又當面質問我有關黃仁先生紀念會的事，可以感覺到他把「親自向老朋友黃仁辭別」真的當作一件未了的心事。
忍受不適悼念黃仁
王秘書長和我跟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經過好幾個月的反覆磋商，終於在今年4月29日於黃仁先生獲榮譽博士的南藝大校園公開舉辦了「黃仁榮譽博士逝世週年紀念活動」，李行導演十分欣慰，在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仍堅持坐高鐵南下出席，然後再轉大巴士坐了近一小時才能到達校園，在活動上又作了十多分鐘的發言，細述他和黃仁在年輕時認識的經過和其後交情日深的種種。
此時我完全明白李行導演為何忍受舟車勞頓身體不適（他在午飯時全無胃口、粒米未進）而仍然要親自完成這一趟「電影之旅」也是「友情之旅」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