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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良談影〉記我跟李行導演的兩件「小事」

梁良 2021/08/22 12:25 點閱 2666 次

1960年代,是台灣國語電影崛起的黃金時代,那時候不僅拍片量多,而且人才濟濟。香港影壇的兩位大導演李翰祥與胡金銓先後來台拍片,自組國聯公司和加盟聯邦公司,整體帶動了電影技術和商業市場的發展。

電影教父當之無愧

而從中影公司「健康寫實主義」電影路線走紅的本土導演才俊李行(圖)和白景瑞,創作鋒芒也不遑多讓,故當年有「四大導演」之說。他們四人唯一合導的古裝影片《喜怒哀樂》(1970),標誌著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

如今,隨著李行導演於8月19日晚間於台北辭世,「四大導演」都已不在,思之令人難過惋惜。

李大導演在電影藝術上的非凡成就、他對台灣影壇的卓越貢獻、甚至他那嚴謹拍片的「導演脾氣」等等,近日在坊間論者已多,不必筆者再插上一嘴,在這裡我只想記述個人曾跟李行導演有過親身接觸的兩件「小事」以作悼念。

解嚴後藝文民力湧動

我剛進入台灣影評圈時,李行早已是名震華語影壇的大導演,仰之彌高,他根本不認識我。後來之所以有了接觸,是因為「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的成立。當時台灣剛進入解嚴時期,民間活力湧動。

1988年「香港電影導演會」成立,對台灣影壇自然也形成了一種刺激。我策劃了在1984年3月於香港舉行的第一個「台灣新電影選」的影展活動,幫當時在本土剛崛起的一批台灣新電影成功推廣到海外,算是活躍於台港兩地的電影文化人。

成立電影導演協會

在向來一盤散沙的台灣影壇,要成立像「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這種足以號令江湖的法人團體,自然得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人士出面號召才行,當時公推聲譽正隆的李行導演是最佳人選。

李大導演為了同行權益也不謙辭,很快就把籌辦導演協會這隻鍋揹了上身。而我則被李導演找來幫忙跑腿,當了籌辦期間的臨時秘書長,有好幾個月不停接觸導演們填寫發起人名冊和跑內政部辦公文。

到了1989年6月「中華民國電影導演協會」終於獲准成立,李行導演被推選為首屆理事長,我則轉任該會顧問。在這段不算長的合作期間,我幸運地目睹了李導演出錢出力、熱心影壇公益的可貴一面,難怪他後來被尊稱為「台灣電影教父」。

憾未能送老友一程

另一件值得記述的「小事」則發生在去年和今年,這個跟台灣影評界前輩黃仁先生的逝世週年紀念活動有關,足以反映李導演本人情深義重的一面。事緣黃仁先生不幸於去年4月14日在台北因病逝世,因逢新冠疫情肆虐,家屬低調發喪,只邀請極少數親友參加,並沒有舉辦公祭。

李導演後來才知道老友黃仁去世的事,對於未能出席喪禮親送老朋友最後一程深以為憾,一直想有所彌補。他曾多次打電話給「中國影評人協會」秘書長王清華,責問我們協會為何對創會元老的去世亳無表示?為何不為黃仁先生舉辦公開的紀念儀式?

去年7月台中市政府介舉辦「行影.台中|李行導演九十耆壽影展」為他慶生,我們一大批人南下參加盛會。李導演在晚宴上看到我,又當面質問我有關黃仁先生紀念會的事,可以感覺到他把「親自向老朋友黃仁辭別」真的當作一件未了的心事。

忍受不適悼念黃仁

王秘書長和我跟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經過好幾個月的反覆磋商,終於在今年4月29日於黃仁先生獲榮譽博士的南藝大校園公開舉辦了「黃仁榮譽博士逝世週年紀念活動」,李行導演十分欣慰,在健康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仍堅持坐高鐵南下出席,然後再轉大巴士坐了近一小時才能到達校園,在活動上又作了十多分鐘的發言,細述他和黃仁在年輕時認識的經過和其後交情日深的種種。

此時我完全明白李行導演為何忍受舟車勞頓身體不適(他在午飯時全無胃口、粒米未進)而仍然要親自完成這一趟「電影之旅」也是「友情之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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