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idn’t Have the Privilege of Escaping.’ 8 TIME Journalists Reflect on a Year of Covering Stories About Their Communities
「現場經歷可以使記者感同身受，並加深對事件的了解，但收集事實時，別忘了保持一定的距離。」8位時代雜誌的新聞從業人員卻透過自身採訪經驗表示，他們其實並不願意面對發生中的慘劇與事實，但仍盡力書寫「富有同理心與意義的報導。」
以激起美國黑人強烈反彈的警察殺害黑人(BLM)案件為例，時代雜誌編輯製片人蘇萊曼說，在製作報導時，即使不願意，她仍必須一再的重看佛洛伊德（事件中遭殺害的黑人）被警察壓在地上、掐住脖子，最終死亡的影片，她說，「我沒有逃離這些畫面的特權，跟進這些事件是我的工作。」
關於該事件，時代雜誌特約撰稿人貝茨說，作為黑人，他比其他人更了解刑事司法、治安與槍支暴力等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但主管不見得允許記者將這些現實寫出來。他也強調，「除非主流新聞媒體的主管願意接受不同的聲音和觀點，否則事件最關鍵故事，將永遠無法傳達給民眾」，佛洛伊德的案件也不該被媒體塑造成一場單純的少數民族悲劇。
在新冠肺炎爆發後的一連串的仇亞事件中，時代雜誌資深記者海恩斯說，自己是馬來西亞裔英國人，處理這些相關報導及後續案件時，「我沒有阻止自己哭出來，但我清楚知道自己的狀況不太好，所以我花了點時間，讓自己安靜下來，然後繼續紀錄整件事情。」
對於亞特蘭大六名亞裔婦女遭槍殺的事件，時代雜誌編輯製片人卡切羅回憶，當天的編輯會議上，所有人都在討論如何處理這件事，但沒多久這場悲劇就被編輯們置之腦後，直到幾位亞裔編輯表達抗議才扳回原題。
卡切羅說，那天「我感到麻木的恐懼和痛苦」，但在後續的報導過程中，看著時代雜誌的編輯、記者們應對這一悲劇，展示了時代雜誌拒絕沉默的力量。她相信，即使處在快速新聞周期下，媒體仍然可以寫出富有同理心與意義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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