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全球「民主」健檢報告 Is Democracy Dying?
在過去的十年裡，許多民主的邊緣國家變得越來越獨裁。絕對、排外式的民粹主義運動在法國、德國、荷蘭、瑞典、英國和美國等幾個富有的民主國家中，已經發展到足以威脅民主的長期健康。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民主的前景？
《外交事務》推測，支持專制，排外的民粹主義運動的直接原因是對移民浪潮的反動；文化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年長的選民感覺好像他們不再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國家。高收入國家正在採用替代人工智能等技術，這種技術有可能使人們更富有、更健康，但也往往導致贏家通吃的經濟，讓階層滑落的人投下「賭爛票」。
論經濟帶動民主
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和專制主義之間的轉變，可以用人們認為自己的存在是安全的程度來解釋。在極度稀缺的情況下，仇外心理是一個現實的策略：當一個部落只能勉強自給自足時，另一個部落移入可能威脅到他們的生存福祉。在這些條件下，人們傾向於與強大的領導者緊密聯繫，這種反射在現代導致支持專制的仇外黨派。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民主的傳播是由現代化的力量推動的。隨著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曾經分散在農村的人們湧入城鎮並開始在工廠一起工作。這使他們能夠溝通和組織，而由工業化推動的經濟增長使他們更健康和更富有，也從而開始注重更為形而上的精神價值，如言論自由、知識教育，這些都會影響到民主政治行為。
民主與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重大優勢：它提供了一種非暴力的方式來取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民主制度並不能保證人民會選擇明智和仁慈的統治者，但他們的確提供了一種定期和非暴力的方式來取代不明智和惡意的統治者；「權力輪替的社會成本」得以降低，從而也減少了領導人透過壓迫人民來維持統治正當性的需求。
未來挑戰一：中國模式
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民主道路最引人注目的替代方案是在中國。在毛澤東帶來了文革災難後，繼任者鄧小平的政治天才代表了接下來的中共菁英專制的支配模式。鄧小平除了指導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外，還制定了規範，限制高層領導人任期兩任，並在70歲時退休，讓60歲這一輩上來接管政府10年時間，並再安排一批50歲的人進入領導班子磨練。
大多數威權國家的治理程度與當代中國差不多。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威權政府可以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只是從長遠來看，當走入知識經濟後，民主開放或威權哪種較為有效，似乎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未來挑戰二：人工智慧
西方發達國家目前經歷的民風變遷，正如皮凱蒂所言，是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需要大量的工人，這增加他們的民主議價能力（以組織工會的工黨政治傳統為代表）。轉向服務經濟卻具有相反的效果，因為有組織的勞動力被自動化破壞，而這在智慧機器時代，會更蔓延向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向著人工智能的轉變並不會產生大量有保障的高薪工作。
《外交事務》指出，高度發達的智慧機械時代，將會需要有力的政府干預來執行收入重分配政策，政府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改善整個社會的生活質量，而不是為財團利潤的最大化做馬前卒。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突破當前威權與民粹導致的民主危機。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4-16/age-in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