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貴賓：
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谷玲玲
《端傳媒》評論總監曾柏文
《台灣醒報》資深撰述 邱慕天
主持人：
台灣醒報社長林意玲
三、端傳媒評論總監 曾柏文
主持人：今天我想特別介紹兩位年輕的工作者，他們非常的優秀，已經把我們這些LKK 甩在後面。首先非常榮幸邀請到曾柏文先生，他可能要花一個小時才能講得完他所準備的內容，不過我們給他最大的「虐待」是只能讓他講10 分鐘，歡迎端傳媒總監曾柏文。
曾柏文：首先，要謝謝林社長的邀請。我今天雖然以媒體人的身份出席，事實上，我成為媒體人是最近這兩年的事情。在這之前我原本是一個社會學家，我的專長是社會知識學，曾經在英國、荷蘭、新加坡做研究工作。而所謂「知識社會學」，就是在探究整個社會上各式各樣的知識，它的生產、流傳擴散與使用，是如何受到各種社會結構跟因素的影響。我也是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媒體。
如同剛剛張前院長一開始就說，這幾年台灣及全球的媒體， 都面對很大的挑戰。特別是我聽到醒報2007 年創辦，算是要邁入第九年，剛剛好就是撞上「social media」（社交媒體） 浪潮。
社交媒體衝擊媒體生態
其實，在講到網路對媒體的衝擊，我記得大概在我念大學，就是90 年代中葉 www開始出現時， 就已經有很多人預言：網路崛起會分散閱聽人的注意力，衝擊傳統媒體。然而比起來，更大的衝擊應該是2006 年以後社交媒體的崛起，那才真的翻天覆地的改變了媒體的生態，也造成傳統媒體利基與閱聽眾的雙重流失。
在這種衝擊下，有些公共媒體集團像 BBC、NHK 比較能站穩腳步，因為他們有著法制上面包括諸如「License Fee 」（許可費） 的保障。有些品牌媒體就走向多角擴張，打造成某種「媒體帝國」，像是《紐約時報》——我記得在幫udn 規劃轉角國際時， 《紐約時報》的業務代表非常用力地想把內容賣到台灣來。另一方面，更多媒體不得不走向媚俗商業化，導致媒體專業標準的侵蝕。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很多新媒體快速地出現，不斷地前仆後繼地嘗試各種生存的可能性。有些著眼於「廣告」收入，最後卻在以量計價的邏輯下走向「內容農場化」；有些走向「電商」， 但在市場上既有的大型通路環伺下，還能走出一條路者，通常是針對特定的分眾市場，像台灣《女人迷》經營女性消費市場、《上下游》耕耘優質農產品。
有些則是走「付費訂閱」，一般來說要走這路線的，內容本身須對讀者有高價值，特別是能幫助賺錢的；所以通常只有類似投資理財、經營管理等右派媒體能做到。而在光譜的另外一端，就是走「群募」，像是台灣的《苦勞網》就是採取完全用捐贈，還有去年新上線的《報導者》。你發現新興媒體都只能有一個小的 niche（利基），沒辦法涵蓋全部選擇。
媒體經驗的個人化
到底，社群媒體相對傳統媒體，有什麼樣的變化？
很多人以為「傳統媒體」就是用網路以外的媒體，但在社群媒體的時代，我甚至連「新聞網站」都視為傳統媒體。所謂的社群媒體，包括我們大家常用Facebook、中國常用的微信， 還有Plurk、Twitter，年輕族群用的instagram 等。這些媒體的一大特色，就是剛剛谷教授講到的：媒體經驗個人高度化。
每個人用Facebook，看到的動態內容卻是不一樣的。你在上面接收到的訊息，取決於你有什麼朋友？你訂閱了誰？你跟誰互動得多？你幫誰按讚？你回應了誰？這些行動都是媒體閱聽的大數據，會被搜集到Facebook 裡面，用它自己的演算法去猜測使用者想要看到什麼訊息。
(端傳媒評論總監曾柏文談到媒體生態轉變後，各家媒體嘗試的走向。盧明正/攝)
由於社交媒體的呈現高度的個人化，所以有人說在社交媒體其實是一個「回音室」（echo chamber），你永遠看到的是你自己。也有人用一個「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 去形容，就是說你實際在社交媒體看到的是，它的演算法判斷你喜歡的東西。
社群媒體上產生的一個問題是：過去你打開報紙，大概各種觀點你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出哪個報紙偏藍、哪個偏綠，但大致上，讀者還是‘可以得到一個全光譜的視野。但是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的視野，卻受到社會網路形塑，呈現高度的個人化；有類似價值立場跟社交模式的人， 也會看到類似的視野，就像是一個「部落」。這就造成媒體地景（mediascape）的部落化。
知識權力結構的扭轉
第二的重要差異，在於知識權力結構的改變。以前的內容生產，決定在一群接受新聞專業訓練出來的媒體菁英，他幫讀者判斷什麼議題值得報導、應該怎麼敘述、要說到什麼程度。與閱聽眾之間，呈現的是「核心-邊陲」的單向擴散關係。
可是，現在的知識流動型態， 卻慢慢轉變為某種所謂的「自媒體」的網路。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按讚、轉貼分享，甚至我們的評論，都會成為決定特定訊息傳播程度的因素，也構成別人的媒體閱聽經驗中的一部分。
以前一份雜誌就是發行10 萬本，你不知道自己編排的內容到底看的人是多還是少，可是同樣一份報紙在網路上，可能兩篇文章中，一篇就有破10 萬人次的點閱，另外一篇可能不到幾千人，或不到幾百人。所以，整體來講的趨勢，是知識權力從以前集中在一群菁英，慢慢分散到所有閱聽眾。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變化，則是訊息階序的扁平化。以前的訊息載具角色分工很清晰，你打開《天下雜誌》或《獨家報導》時，知道自己要讀什麼東西；你在報紙不同的版面，知道會讀到甚麼義的訊息。但是現在所有這些訊息，就跟所謂的「三小訊息」——小狗、小貓、小孩的訊息混在一起。當你在Facebook 刷屏後，訊息的階序都變得非常扁平化。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有些人盛讚此現象是一種言論的、知識的權力民主化，以前是掌握在少數的菁英手裡，但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言論權；也有人去批評這現象導致一種民粹化，我覺得，這永遠都是並存的。
我們常常說，我們喜歡民主， 不喜歡民粹。但現實上，是在整個人類的民主發展歷史當中，民主永遠沒有辦法完全擺脫民粹， 重要的民主往前走的，包括法國大革命，或是以前一些人權爭取的過程，都有民粹的力量在裡面，所以那是一個過程。
社會信任基礎轉變
那在這個年代，我們信任的對象也開始產生轉變。以前我們相信制度化的機構、相信專業、相信品牌——例如相信《天下》雜誌做出來的報導。但是隨著許多爭議爆發，這些傳統知識權力逐漸被瓦解，人們開始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媒體，甚至不相信包括科學醫學法律等專業。他們信任的對象，又逐漸從這種抽象符號，拉回到「人」。
亦即他可能信任的不是某個品牌的媒體，而是特定的媒體工作者、書寫者。就像剛剛張前院長也有說到，有些個別、專業的新聞者，他經營一群相信他的閱聽眾，形成像是一個小粉絲團。
另外一種新的信任基礎，是相信「透明」、相信「參與」—— 雖然透明不代表真的有人監督； 但光是「任何人都可以監督」的預期，就已經比起過往交託給少數監督者審查，更容易得到年輕世代的信任。其實從太陽花以來，包括張前院長在任內推動的許多新措施，都是朝這個方向的調整努力。
言論內戰
2008 年Facebook 在台灣開始興起，開啟了更多書寫空間。隨後那幾年很多人寫、拚命寫，可是可以逐漸觀察到的現象是：書寫的目的、閱讀的目的不再是「溝通」，而是為了要去攻擊。是為了修理他/ 她的對手。「我要讓我的讀者相信，他完完全全不能信任。」你光是看到他/ 她用這個詞，就知道他/ 她的尾巴就露出來了，看到這東西就驗定「這篇是廢文無誤」、「小心這文章有毒」。這類型的語言很常在網路上出現。
這攻擊不僅是在藍綠之間， 還包括例如擁核反核之間，婦女運動者的性權派和婦權派，或是在同運界裡面的所謂的「毀家廢婚」派與「婚姻平權」。台灣的輿論視野中，出現許多不同立場間的對峙，我就會不斷想到我們歷史課本所說的：台灣早期的分類械鬥。我稱這個現象為「分類械鬥式的書寫」。
書寫不再是為了溝通，而那閱讀呢？很多閱讀者在這種雜亂的訊息當中，也慢慢因為找不到可以信任的東西，最後形成了群聚。閱讀的目的，不是為了理解差異，而是為了看自己信任的書寫者怎麼去修理你不相信的對手，看到他批評A、批評B，就在旁邊說「哎唷，你的臉沒事吧？」、「好腫啊！」之類，變成是一種「內群體的取暖」。
共同體的瓦解
前面剛說過，社群媒體時代媒體經驗趨於個人化、部落化，變成一些些「小眾」。所以，導致了整個大眾媒體（mass media） 慢慢地消融。更深的問題是，言論內戰讓這些次群體間的溝通開始斷裂。
斷裂之後，它產生的最大問題是，它危及到了社會存在的基礎，我們今天所有民主社會的前提。全世界所有政治最主要的單位是什麼？是 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怎麼出現？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談過， 19 世紀印刷資本主義跟後來的國家媒體（national media）對於民族建構的角色。
舉個例子來說，北從德國漢堡南到巴伐利亞，你如何能夠去相信，你和那一大堆這輩子見不到的人是同一國的，大家能相信自己是屬於同一個社群（community）？ 靠的是大家有共享的媒體經驗。而只有大家相信彼此是同一個社群，你才會願意為了一個共同共善去犧牲自己，願意去妥協。
這種共同體是今天所有國家， 包括民主政治要運作的前提。你今天要在台北選台北市長，你要先知道誰是台北市民；你要在政治上面做出一個妥協，你必須誰是一個共同體。今天最嚴峻的問題就是：這種共同體既然過去是由媒體所型塑，那當前的媒體面貌，又將如何型塑我們政治基礎？
我所擔心的事就是，共同媒體經驗的逐漸瓦解、部落化，也已危及現在社會政治運作的基礎。
社會只切割不補縫
面對這個狀況，我自己試著嘗試了一個路徑：我覺得在很多的社會視野與社群碎片當中，需要無數的「搭橋者」，能夠開始去把這些碎片統合。
我們台灣社會在過去推翻威權的民主化過程中，特別需要一股社會力量，叫「批判力」。批判的思考特徵是「切割」，切割才能區辨差異，讓大家意識到這與那是不同的。例如在認同政治的進展中，需要切割弱勢跟主流社會，才能突顯當中的不公義， 以及某種集體行動的必要。這是過去發展階段的特徵。我們今天的問題是：社會有很多切割的力量，但是相對欠缺「縫合」的力量。
你今天動手術，需要把病人的身體切開，才能把壞的東西拿掉之後；但之後你必須要把傷口縫起來。台灣現在的問題就是，很多人在切割，卻很少人把那些創傷縫起來。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在碎裂中重建脈絡？如何在衝突中邀請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凝視對話？我認為，這是媒體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在社群媒體時代嘗試縫合，特別大的一個挑戰是：以前的媒體可以在一個版面上，放上左派、右派、激進、保守等，取得版面的平衡；可是，現今社群網路上， 傳播以單一文本為單位，這個東西已經沒有用了。這個時代，我們其實需要一種新的書寫典範， 讓我們能在單一文本當中，就能夠包容、安頓這種衝突或力量。
搭橋式的書寫
我自己從寫部落格，到2014 年開始寫網路專欄的時候，當時我就一直在摸索某種「搭橋式書寫」。我體會到兩種層次：
第一層，我怎麼在一個個案， 談出一個時代？當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能夠去理解前因後果，往往更容易理解「為什麼事情變成這樣」，而能減少一些過於激化的情緒。
第二層，如果是在衝突火線上書寫，書寫者怎麼樣在同一個文本當中，你能夠讓甲方和乙方都覺得你「看懂」他，也能公允再現他們的在乎？只有當你能在一個單一文本當中，安頓衝突兩方最在意的情緒，你才能夠讓兩邊的讀者，願意跟著你往前走一步。
這裡面需要很多很多的技巧與積累，包括社會學式的想像、分析式的邏輯思考，還有最重要的情緒的同理、書寫情緒的倫理。
我從2014 年才回來台灣，那時候我嘗試在自己的專欄裡面實踐這個想法。例如在歷史課綱的爭議中，我嘗試用「人本史學」去化解兩種國族史學的衝突；在太陽花爆發的時候，我也嘗試整理服貿爭議的理路，去減少社會各界的誤解。
太陽花落幕後，我有幸在一些演講場合察覺到，有很多年輕人想了解一些公共議題，但欠缺優質的思考辯證材料，乃至國際參照。所以後來我幫udn 搭了一個辯論平台「udn debate相對論」， 開始讓衝突的意見，能夠在這上面去進行比較深刻的強迫對話； 也規劃了「udn global 轉角國際」，然後邀集了5、60 位在世界各地的台灣青年學人，幫台灣下一個世代書寫。之後也在去年參與了cnex 的一個紀錄片頻道的成立。
直到去年底，因為馬習會，讓我覺得兩岸似乎來到深水區。今年年初，我加入端傳媒，希望在兩岸三地華文社會中搭一種互相理解的橋。
數位利維坦君臨前夕
由於已經超過演說時間了，我就沒辦法講「數位利維坦」的概念，這其實是go beyond（超出） 我剛剛說的東西，更深遠去思考演算法的政治性，它怎麼型塑我們的可能性，強烈推薦大家去看黃哲瀚這篇文章〈數位利維坦君臨的前夕〉，這大概是我今年上半年編到的文章裡面，我覺得對我們這時代描述最深遠的文章。謝謝大家。
主持人：
剛剛柏文提到讓我很驚訝的部分，就是醒報2007 年創辦的時候，正是開新媒體潮流，成為「五媒合一、數位匯流」的pioneer（先鋒）。因為我們是最早同時做網路新聞、廣播、電視、手機，後來還做實體報的網媒，醒報也是全台灣最早做出App 新聞的媒體，這些不是我有意圖去做，完全是睡著時代的趨勢。
大家知道，以前我是在《基督教論壇報》當社長，後來我居然自立門戶，想不到我們是順勢進入了一個最時興、最經濟的網路時代，從在「無名小站」開一個名為醒報的部落格，後來在企業界朋友贊助，加上賣房子有了第一桶金，我們才開始有自己的網站，並成立公司辦報。
也就是說，我們是從數位內容提供者起家，後來才做實體報， 可以說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從傳統的紙本去發展數位。而是因為好多年都供應各平台網路新聞，不它們編印出來很可惜，後來才出了紙本，而事實上，大多數的收入，包括訂戶、廣告都是來自紙本，是這些人幫忙虛擬世界的免費讀者付費。
(醒報八週年社慶座談會現場。盧明正/攝)
座談會提綱：
- 一、《工具/ 通路主導內容》-- 資訊科技的發展如何主導著溝通與傳訊模式，迫使媒體工作者必須升級、轉型，甚至「砍掉重練」？
- 二、《人人都是媒體人》-- 閱聽人如何在開放的媒體狂潮中從「接收者」（訂報收報、按時守著電視），升級成為「選讀者」、「策展人」（curator），甚至「協作者」？
- 三、《媒體人如何突圍》-- 新媒體如何凸顯專業、特色與深度？如何生存/ 誰付費買單？ 如何與權勢者（產、官、學界、意見領袖、藝人）互動、共榮？
- 四、《新媒體形塑的社會》-- 從網路上的仇恨文化（網路小白），看新媒體在思想形塑與社會價值建造的困境，與新世代的閱讀意識與認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