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週末《金融時報》刊出的〈西方為何如此悲觀？〉一文中，專欄作家盧斯（Edward Luce）觀察到一個獨特的現象：第一世界（西方）的悲觀，對比第三世界社會的樂觀。
這現象乍看怎麼都令人納悶，經濟學不能完全解釋它、地緣政治也無法窺其堂奧：美國自2008的金融復甦已有5年，伊戰2004終結更是10年前的事；西線無戰事、壽命更長了，有民主、有自由，一人一票，不用「袋住先」，日子還有什麼好難過的？盧斯問到，「西方已經看不清現實了嗎？」人的本性豈非「身在福中不知福」？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國際競爭的零和遊戲。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民調報告，顯示西方人不再寄望未來會更好，只有33%的美國人覺得下一代會比他們更享福；而這個數字在德國、英國、義大利、法國，更分別是28%、17%、14%、9%的自由落體降跌；與82%的中國、65%的印度對比，恍如雲泥。
中國夢一帶一路發展、印度搶當世界老三、東協興旺、中東人民沸騰；發展中國家「由簡入奢易」的30年，對應的是西方由奢入簡難的頓挫感，於是年年益發擔憂著氣候變遷、資源不夠分；坦尚尼亞的獅子遭盜獵、撒哈拉又沙漠化，南極的冰帽融解，企鵝往哪去？冷熱都安不了西方人的心；這與其說是春秋戰國的杞人憂天，反倒更貼近阿德勒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
【焦慮在於老了、慢了】
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人口老化加深了世代鴻溝。第一世界隨著高齡化而攀高的扶養比、債務比，都是大環境苦悶的根源，但心態的老化，更能解釋為何老、幼都一同陷入存在焦慮與悲觀之中。
正如詩人撒母耳．烏爾曼（Samuel UIlman）《年輕》之詩所言，「年輕，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也並非粉頰紅唇和體魄的矯健。它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是頭腦中的一個意念，是理性思維中的創造潛力，是情感活動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氣，是人生春色深處的一縷東風。」
全球這波製造業復甦的榮景，恰逢西方新一輪技術革命，網路科技與自動化取代了人力；退休的老年人跟不上快速變遷的世界，年輕人則憎恨老年人把持了資源、福利，阻礙他們創新。在《查理週刊》的「英靈」感召下，「自由」雖正以大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高度響徹西方，然而，這個「後現代社會」的本質卻跟這個復古的運動調性格格不入。
德國社會學家約拿斯（Hans Jonas）40年前就問過我們，「什麼是快？什麼是慢？…什麼是演進（evolution），什麼是革命（revolution）？」在〈17世紀以降：科學與科技革命的意義〉，約拿斯說，「用一般人的壽命來看，若一個人七老八十之時，不能向下一代傳承智慧，或竟無法睿智地道出對應時代發展軌跡的生命歷程，自感過氣和沒用（obsolete），那就意味著一個吞噬正常人格學習曲線的『革命性時代』已然來到。」
隨著第一世界的壽命愈來愈長，技術力和科技娛樂不斷加快的轉輪，也拋物線般地把戰後老臣們甩進歷史的宇宙黑洞中；活在當下的我們，恐怕也只有在《星際效應》這樣5次元的架空電影，或是男神金城武4G廣告的小清新敘事，還能保有「世界愈快，心則慢」的天真夢想了。
【「末後之人」降臨】
當代西方的顢頇老態，正反應了百年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揭示的「末後之人」（the last man）：他將自己麻痺在安逸有序、「太過現代」的體制生活內，以如同推磨般的被動民主選擇題作為他的「消極自由」，殊不知那些拓荒、創制、開國等有關積極自由的參孫力量，早已隨著他修剪乾淨的體毛、俐落的短髮而消失無蹤了。
《查理週刊》事件引爆了政教框架的再界定，好似揭開了「西方文明人」和「東方野蠻人」兩個年輕靈魂「超限戰」的序幕。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乍看是再次擦亮了招牌；重新拾起報紙和走上街頭的法國人，紛紛憶起1968年時年輕的自己。
但尷尬的是，「1789」和「1968」的時代密碼不能解決西方的焦慮；西方一輪的示威，不過是換回中東更大一輪的抗爭──他們是鄂圖曼、甚至1453年前的遺民。你的倚老，觸發的是人家更古老，而且原始、質樸的憤怒。
無神論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不諱言，西方之所以如此狼狽地迎接2015的開始，辯證源頭才不是什麼「東西文化戰爭」或「世俗與超越對抗」。摸摸你的鬍鬚吧，會為了幾幅鉛筆畫就崩潰殺人的，絕對不是什麼能掌控自己權力意志、與神同行的贏者；看看藏傳佛僧的堅韌、門諾會阿米須基督徒的恬淡，就知道那些悲憤到要殺人的伊斯蘭主義者信仰有多麼脆弱。
是以，莫怪真伊斯蘭刺傷了人！──引動法國土生的庫阿奇兄弟殺機的焦慮，是西方原生的焦慮；是那個新自由主義下，財富資源話語權不均的悲憤情懷，在向這塊土地討要鮮血、催生瘋狂。綁架伊斯蘭真主的恐怖份子，思想已先被西方自由世俗主義綁架了。99%當中1%無力超越世俗的自卑輸者。
【自由！誰假汝之名】
這是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經典詩詞《基督再來》（Second Coming）所描繪的場景：「優勝者毫無信念；劣敗者卻激昂懇切。」優勝者老得快要被新時代的邏輯淘汰；劣敗者卻還看不到機會翻身，他們是一張張街頭上憤怒青年的面孔，間或轉生為乾脆早死、早超生的激進份子。
在「基督再來」之前，當代西方世界最大的病灶無疑是「自由主義」帶來的身份危機。在經濟學上，它是勝者全拿、贏家通吃的無政府主義催生者；在政治領域，它有時成為激進左派的標誌，要求權利鬆綁和國家主導的資源再分配。在神學界，它則體現為人類高舉自我和活在當下的「進步」思想體系。在理論上，它高舉人皆平等；在實務上，它卻是體現眾生不平等最赤裸的人肉實驗。
這是因為名曰「經濟」的自由主義，因著「政治」緣故而被老人沈重的社福和裙帶結構拖垮；名曰「政治」的自由主義，倒因「神學」世俗化緣故而惹上「逆向歧視」宗教社群及傳統部落的一身腥；名曰「神學」的自由主義，更是因著延壽科技誕下一群高齡卻心智官能退化的「末後之人」，而既回不到天家、也無力迎接地上烏托邦。
他們「殘存亦末路」（as penultimate beings ），把這個益發扁平塌陷的地球熱爆、擠爆；1944年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義名劇《無路可出》的預言一步步成為真實：他人即地獄（L'enfer, c'est les autres）。
月前，再次提出自由主義宗教淵源的，是牛津大學的名譽研究員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他代表西方說：「我們內心中認為，自己這種自由世俗主義近乎等同於無信仰。」
【老「汝老」以及「吾之幼」】
這樣看來，使中國與亞非拉諸國這些社會集體樂觀的心理秘訣，不啻是那個物質進步與信仰傳播齊發並進的模式：「事奉上帝」與「事奉瑪門」者，各安於自己需要的滿足。沒有那個硬要他們相信「人皆平等」、卻無法兌現的空頭政治承諾；沒有一套憲政和法律體系強迫洗腦人們它是主權神授般地「超然」與「中立」。
更重要的是，與其讓自己活太長、留在世上當the last man，第三世界大多數人更願意多子多孫，把對世界的盼望分享給後代，於是恰恰避開使西方精神分裂的「三重自由主義」瘟疫。
我們不需要活得太長，只希望自己死的時候心情還很年輕。我們不是因厭世而祈求來生，而是思想超前了這世界，才將靈魂先寄託在天家、再回來做工。
這是「老得很不快樂」的第一世界，給予我們最要緊的功課：務要傾聽，趁著我們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