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賴義中綜合報導】也許會有第2個「辭職教宗」！教宗方濟日前接受西班牙《先鋒報》專訪，無話不談，其中提到他有可能會仿效期前任教宗本篤16世，提前辭去教宗位置，回到家鄉阿根廷過著清貧生活。在歷史定位上，他表示，若能被後人視為完成了「該做的工作」，就是很好的評價。
教宗也給予世界一些提醒，他強調，一個人應該探究根源，追尋自己的認同，才會進步；他也盼基督徒能謹守清貧，謙卑地服務人群。教宗也分享他帶領梵蒂岡推動突破性作為，如撮合以巴領導人舉行祈禱會，盼能「為世界開一扇窗」；他也談到公開梵蒂岡的文件檔案，讓備受爭議的庇護12世能受歷史公評。
教宗方濟接受西班牙《先鋒報》專訪，全文內容如下：
問：現在中東充斥著「以上帝之名」的犯罪？
教宗：這說法有點矛盾，以上帝為名的犯罪發生在古代而非現代，從歷史的角度觀之，甚至能說基督徒永遠在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想想30年戰爭（1618-1648 A.D.），那時遍地是這樣的犯罪，但在今日卻很難想像，對吧？
我們在信仰上有時會走到非常嚴重的矛盾上，比方說像是基本教義派，在各教中都有著這樣的團體，但只是整體中的少數。
問：那您怎麼看待基本教義派呢？
教宗：一個基本教義派團體雖然不一定會傷害或殺死任何人，但其本質上就是暴力的，基本教義派的主觀思維就是以上帝之名，行暴力之實。
問：有些人形容您是個「革命家」？
【革命家和探究根源】
教宗：我們應該把米娜（義大利名歌手）叫來，告訴她「看看這隻手，吉普賽人！」，然後請她解讀我的過去，看看會發現什麼*。（大笑）對我來說，革命的意義必須追溯並認同其發生的根源，並看看這些根源能給我們什麼啟示，當個革命家和探究事件發生的根源，兩者並不牴觸。
再者，我認為追尋認同才能真正做出改變，你必須了解自己從哪裡來、自己的家族根源、自己的文化或宗教背景，先要有起點，才能在人生的路上前進。
（*註：傳聞羅姆人（吉普賽人）精於占卜，日前教宗曾呼籲義大利人勿歧視羅姆人，此處應有些許諷刺之意。）
問：您打破不少安全規矩，讓自己更接近庶民生活…
教宗：我知道生命中有些未定數，但那全交由上帝定奪。
我在巴西的時候，他們為我準備了防彈座車，厚實的防彈玻璃讓我感覺自己像被關在沙丁魚罐裡，沒辦法與人們道安，也沒辦法告訴人們我愛他們，就算那只是玻璃，對我來說就和牆一樣。
也許哪天真的會有什麼災難禍及我身上，但說現實點，我這把年紀，早就沒什麼好損失的了。
問：教廷保持清貧和謙卑的重要性何在？
【清貧謙卑是福音核心】
教宗：清貧和謙卑是聖經福音書中的核心，不只就神學上的意義而言，也包括了社會學上的意義。不曾經歷過貧窮的人是無法理解福音書的，但這和真正的赤貧還是要做點區別，我認為耶穌希望我們的神職人員成為人民的僕人，而非高高在上的王子。
問：教廷應該怎麼做，才能減低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
教宗：所有人都知道生產過剩的食物足夠讓饑餓的人民填飽肚子，當你看到世界各地那些營養不良孩子們的照片時，你會驚訝地用手抱頭，覺得完全無法理解。我認為我們世界經濟體系出了問題，所有經濟體系的核心都必須是人，而其他所有之物都必須為人類服務。但我們卻將金錢置於中心，奉之為神明，我們陷入了對金錢的偶像崇拜中。
【老人、年輕人被拋棄】
經濟的驅力來自於想要更多的欲求，矛盾的是，這卻滋長了用過即丟的消費文化。年輕人因生育率受限而被丟棄，老人因為沒用了、無法生產了而被丟棄，其實，在我們拋棄老人、年輕人的時候，我們也拋棄了人民的未來，因為年輕人是社會前進的動力，而老人給予我們智慧，有著必須傳承給年輕人的記憶。
現在還流行因為失業問題就把年輕人給丟了，青年失業率真的讓我很憂心，在有些國家甚至超過了50%，還有人告訴我全歐洲有7500萬名25歲以下的年輕人沒有工作可做，這已經是暴行了。
可是，我們丟棄了一整個世代，就只是為了要維持一個再也撐不下去的經濟體系，一個必須依存戰爭才能生存下去的體系，就像那些大帝國一直以來所做的，而因為沒辦法發動第3次世界大戰，他們就策畫區域性戰爭。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些拜金的世界經濟強權產銷武器，為了錢而犧牲人命，才能順利地把他們的資產負債表送到碎紙機去，這種想法奪去了思想的多元性和彼此對話的能力等2種寶貴的財富。
【富足全球化的多面體】
大家都知道全球化就是錢途，可是卻鮮少有人理解全球化會消彌差異，就像身在個球體中，任何一點都與中心等距。一個真正使人們富足的全球化必須像個多面體，所有的面接合在一起，但各自保存了它的獨特性、它的富足、它的認同，這樣的世界絕非不勞而獲可得，就現在而言，也不是現實。
問：您會擔心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之間的紛爭嗎？
教宗：所有的分離或獨立都讓我憂心不已。脫離國家有2種方式，因解放而獨立和因分離主義而獨立。
舉例來說，前者像美國，美國人是從歐洲國家手中被解放出來的；後者則通常源自一種身分的脫離或切割，有時會非常明顯。想想前南斯拉夫聯邦好了，他們顯然就是一群文化十分歧異，連用膠水都黏不起來的國家。
南斯拉夫是個很明顯的例子，但我問自己是不是所有例子都是這樣，像蘇格蘭、加泰隆尼亞和北義大利，總是有些例子是公平的而有些不是，但若國家要在沒有託管單位的狀況下分離，就要非常小心，並仔細分析個別狀況。
【為世界開一扇窗】
問：上週日撮合以巴的和平祈禱會得來不易，不論在中東或是全世界都沒有前例，您當時怎麼想？
教宗：你會覺得不容易是因為你當時在場，而這件事的功勞多半歸你們。我當時認為這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在梵蒂岡有99%的人說這不可能發生，但可能性就從那1%開始增長。
我感覺有什麼從沒感受過的東西在推動我們，情況一點一點地開始發生改變。我打從一開始就不認為這是個政治舉動，而比較接近一個宗教行為，也就是為世界開一扇窗。
問：您為什麼敢跳進中東地區這個颱風眼裡？（註：此指事端起源）
教宗：如果用熱情程度來分的話，真正的颱風眼其實出現在去年在里約的世界青年日（7/23-28）活動上。當時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邀我前去，我知道他的任期在今年春天就會結束了，因此我決定應邀到聖地走一遭，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有義務走這一趟。所以是他的邀請、加速實現了這趟旅程，並不是我自己決定要去做的。
問：為什麼每個基督徒一生都應該要去一次耶路撒冷和聖地呢？
教宗：因為啟示。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切原初之始，此地就像是「現世的天堂」，讓我們先看看後世等著我們的是什麼景象，就在這如天堂般的耶路撒冷。
問：您和您的舊識史柯卡拉比在哭牆前擁抱了，這個動作對基督徒和猶太人間的和解有什麼意義？
教宗：嗯，布宜諾艾利斯跨宗教對話學院的院長、我的好友歐馬阿布教授當時也在場，我也抱了他。他是個非常虔誠的人，是兩個孩子的爸，也是史柯卡拉比的朋友，我非常愛他們兩人，也希望這段3人間的友誼能被見證。
問：您在1年前曾說「所有基督徒的心中都有個猶太人」？
【心中都有個猶太人】
教宗：說得更精確些，是「若你不承認你的猶太根源的話，你就無法真正過著基督徒的生活和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我指的不是閃族意義上，而是宗教上的猶太人。我想跨宗教對話在這點上必須更深入些，尤其在基督教的猶太根源和猶太教時期基督徒的繁盛上。
我瞭解這會是個挑戰，是顆燙手山芋，但懷抱兄弟情懷，我們就能完成它。我每天都做日課、每天都念大衛詩篇，我們一週要念上150篇；我的禱文是用猶太語念的，但我也做基督徒的聖餐禮。
問：您如何看待反閃主義（反猶）？
教宗：我沒辦法解釋它發生的起源，但總的來說，我認為這和右翼思想關係很深。反閃主義通常在右翼的政治傾向中孳生，現在也還是這個樣子，現在甚至還有人否認大屠殺的存在，真是瘋了。
問：您其中一項計畫是解密梵蒂岡關於大屠殺的卷宗。您會擔心有什麼曝光嗎？
教宗：我真正擔心的是任內經歷2次世界大戰的庇護12世的形象*，可憐的他，世間總有各式各樣的負面說法，但我們要記得他曾積極捍衛猶太人的生命。當時他讓許多猶太人進入羅馬和義大利城市的修道院避難，也包括他在岡多菲堡的住處，甚至有42名猶太人和其他受迫害者的小孩，就在教宗的房間、他的床上誕生。
我不是說庇護12世沒犯過錯，我自己也常犯錯，但世人必須依時代脈絡來檢視他的角色定位。比方說，他是應該噤聲不讓更多猶太人被殺害好呢，還是站出來說話好呢？我也想說，有時我看到大家都抨擊教廷和庇護12世時，我還會起「存在主義式的蕁麻疹」。
（*註：庇護12世於1939至1958年間擔任教宗，為人正直，雖曾在戰初規勸墨索里尼節制，但未奏效；在隨後的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中，庇護12世僅有間接批評，而未公開強烈譴責屠殺行為，以致1958年死後遭廣泛批評。另一方面，解密文件卻顯示他為大量猶太人安置避難處所，並協助反法西斯工作，至今歷史仍褒貶不一。）
【存在主義式的蕁麻疹】
沒人記得那些超級強權的責任，你知道他們完全知情納粹的鐵路網將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嗎？他們手上也有照片，但並沒有因此就去炸斷那些鐵軌，為什麼？我想世人應該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問：你覺得自己還像個教區主教嗎？還是已經能把自己當成教廷的領導了？
教宗：做教區主教才是真正展現我天職的這一面，比方說，發自內心地服事群眾，關掉燈光避免浪費錢，這些是教區主教應做的事情；但我也覺得自己像個教宗，這讓我做事時能嚴肅點，而我的合作夥伴都非常嚴謹、專業，讓我有奧援能完成我的職責。
當教區主教不必當得像個教宗一樣，那樣很不成熟，若有國家元首造訪，我會以應有的尊嚴和禮節接待他，我對這些禮節不完全同意，但仍會尊重它。
問：您到任後改變了很多事，這些改變將引向何方？
教宗：我不是點燈的人。我來的時候並沒有帶來個人的計畫，因為我從沒想過自己會被就這樣留在梵蒂岡城內，我只隨身帶了足夠讓我回布宜諾艾利斯、少少的行李。我做的只是實踐樞機主教全體會議中反映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十分確定的一項是，下一任教宗必須交由外部的委員會進行監督，亦即非梵蒂岡內部的團隊。
問：所以您設立了所謂的「8人委員會」…*
【設立「8人委員會」】
教宗：對，委員會有8名來自不同大陸的樞機主教和1名協調員，他們每2或3個月開一次會，今年7月會開4天的會議，我們會實踐每一位樞機主教要求我們做出的改變，這不是義務，但無視智者的意見顯然是不智的。
（*註：方濟去年提出改革教廷構想後，今年初設立由8名樞機組成的委員會並指派人選，作為其顧問機構。）
問：您也努力和東正教廷拉近關係…
教宗：巴索羅謬（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暨總主教）弟兄來函邀請我到耶路撒冷去，紀念保祿6世和阿特納格拉1世在50年前的相遇，這是自1054年後天主教與東正教互相將對方逐出教廷，東西大分裂後雙方首次的正式會面。
這場相遇也促成了翌年底在第2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中，雙方互相寬恕並中止逐出的決定，使兩邊的距離更為接近，我要求巴索羅謬能在耶路撒冷與我同行，也因此衍生了在梵蒂岡共禱的想法。
【基督徒未來不該分裂】
對他來說，和解這一步是有風險的，他可能會遭受批評，但必須要有人保持謙卑，對我們來說這也是必要的，因為在基督徒的未來想像中不該有分裂，這是我們必須修復的歷史共業。
問：面對無神論不斷進逼，您怎麼看那些認為宗教和科學彼此互斥的人？
教宗：無神論在存在主義最盛行的世代大幅興起，大概是沙特那時吧，但之後世道轉向對精神層面的追求，人們試著與神相遇，不見得是透過傳統宗教途徑，而是各有方法。科學與信仰的衝突在啟蒙時代來到最高點，但感謝上帝，在今日已不那麼流行了，這是因為人類瞭解到兩者是相近的，本篤16世在科學與信仰關係上的教導就相當發人深省。
一般而言，最近的狀況是科學家對信仰抱持著非常尊敬的態度，持不可知論和無神論的科學家則會說，「我不敢踏進那個領域」。
問：您也見過了不少國家元首…
教宗：是，不少人來來去去，都很有趣，各具特色。最吸引我的是年輕政治家之間的交流，不論出身自光譜的何處，他們談論的也許還是那些老問題，但卻是以嶄新的角度切入，我覺得這樣很好，也燃起了希望，因為政治屬於愛和慈善最終極的形式之一。
【政治能導向共善】
為什麼？因為政治能導向共善，而身在其中卻不願為之的，就是自私；用政治導向自利的，就是腐敗。大約15年前，法國主教群寫了封牧函，反映的就是「恢復政治」，是份相當有價值的文本。
問：您怎麼看本篤16世的急流勇退？
教宗：本篤16世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為後世首開先例，也就是我們是可以有「榮譽教宗」的；70年前可沒有榮譽主教，但算算今天有多少個？
隨著我們的年齡越來越長，終有一天會到了什麼事也做不得的年紀。我也會用和他一樣的方式卸任，當時候到了，我會請求主的啟蒙，告訴我應該怎麼做，祂會告訴我的。
問：您在布宜諾艾利斯保留了一棟退休住處？
教宗：是的，是棟供給年老神職人員的退休屋。去年底我離開大主教教區前，在我75歲的時候就已經把退休書送呈本篤16世了，那我挑了個房間，然後說「我要住這裡」。基本上我還是做一樣的工作，幫助教區，在我當上教宗前，我本來就是這樣計畫我的未來的。
問：我不會要您說您支持世界盃的哪一隊…
【該做的都做了】
教宗：巴西人要我保持中立（笑），那我要守住口風，因為巴西和阿根廷可是世仇呢。
問：您希望如何被歷史記住？
教宗：我還沒想過這個問題，但我喜歡一個人想起某人時會說，「他是個好傢伙，他該做的都做了，這傢伙還不賴嘛」，這樣還滿不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