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杜胤廣綜合報導】「台灣電影若建立起社會企業的制度，以商業電影牟利的角度思考，根本無利可圖，但政府若願意支助，投入電影產業的新人將更加踴躍。」資深媒體人胡幼鳳表示，若要建立社會企業模式的媒合平台，製片制度須健全，才有人才與資金的活水湧進。但製片陳鴻元認為，社會企業的概念用在台灣，根本沒有獲利空間，關鍵仍在市場。
【獲利空間不大】
各國電影公司也有延用社會企業的概念，點出社會問題，深受觀眾的共鳴。例如ebay首位總裁傑夫史考早在2004年創立「參與者製片公司」，藉由電影探討嚴肅的社會教育議題，諸如「種族歧視」、「環境保護」等，引起觀眾注意。
陳鴻元說，電影社會企業就像一間「電影人的經紀公司」或人力銀行，對新人投入產業來說，非常適合，因為可以幫助培養人才，但台灣影視製作的市場需求不大，在獲利規模有限的情況下，不論是經營或培養人脈，都需時間，很難有「良心企業」願意投入成立類似的電影公司
【缺乏製片人制度】
「在台灣製作電影，只有在成名後，工作機會才多，這是因為台灣缺乏製片人制度。」陳鴻元說，台灣長期以來都是導演自己尋找資源或人脈來製作電影，在製片人制度不健全的台灣，很難有一個「經紀人」的角色願意花時間或金錢在一個新人身上，但如果企業或政府單位願意建立媒合平台，沒有導演不願意。
「拍電影的過程是『人對人』的工作，社會企業的概念雖然是一種理想，但媒合平台的角色仍有難度。」導演鄭有傑說，製片細節要看拍什麼類型的電影，或大或小，各有不同的需求，媒合平台必須要懂各方人才與企業的需求，才能搭起橋梁，否則導演想拍什麼，需要什麼資源？什麼企業願意投入資金？甚至想拍成什麼樣子，都是「人的問題」。
「若以傳統商業電影牟利的角度思考，當然無利可圖，因為社會企業就是一種『理想』。」資深媒體人胡幼鳳表示，台灣電影若要讓新一代電影人有舞台，政府仍要願意資助媒合平台的成立，才有可能讓電影人拍得起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