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民眾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街頭，近來從華隆罷工、媒體壟斷、關廠工人連線、核四議題、服貿協議、洪仲丘案到大埔拆政府，許多人看到的，是一群「不務正業」、「違法亂紀」、「不理性」的「暴民」，以這些行動干擾了社會的「和諧」，並呼籲政府以「組織犯罪」的罪名把這些「政治流寇」通通抓起來。
這些自命清高的人從來就不會去關心為什麼會有人要走上街頭。或許在他們安逸舒適的狹小生活圈中，以致於不知道有些人因為制度的漏洞、政府官員的違法亂紀而受盡迫害、飽受冤屈，更無法理解為什麼有些人即使「事不關己」，也願意為了他人而走上街頭，承受風吹雨淋日曬，甚至甘願承擔非法非暴力抗爭的法律責任。
在半世紀前德國對二戰的調查與追訴中，許多德國後備警察101營的成員對刑責與道德譴責百般逃避，矢口否認自己的反猶情節，卻在回答如何執行獵殺猶太人的行動時，無意間透露了自己的種族仇恨傾向。
在被問及如何分辨當地的猶太人與波蘭人時，部份人的回答反映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猶太人明顯看起來「骯髒齷齪」。相對地，有另一部份的人認定猶太人為被害人。他們看到猶太人「衣衫襤褸」、「飢寒交迫」。
這種態度上的差異，直接影響到他們獵殺猶太人的行動。帶有種族仇恨的，往往自願成為獵殺者或劊子手；相對地，帶有同情的，經常藉故逃避任務，或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在不被明顯反猶同袍發現的前提之下，放猶太人一條生路。
一個人看到什麼，直接反映出他這個人是怎樣的人。有些人只看到秩序被打亂、體制被挑戰以及自身遭遇的一點不便，就跳出來譴責抗爭者。保守勢力的這種平庸性，正是諸多不公不義最有力的幫兇：無法看到表面和諧底下的種種壓迫，促使這些人致力於捍衛表面的和諧。
相對地，有些人則是看到了他人在不公不義的制度下，受盡壓迫甚至家破人亡，以致於願意跟那些不得不走上街頭的人站在一起。而我們最該問的，便是「我是哪種人？我站在哪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