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紙檢舉看教育現場失守的正義

張仁全 / 教師 2025/08/06 18:27 點閱 769 次
這面牆所圍繞的,從不是「信任與陪伴」的現場,而是一個「發言需經算計、步步為營」的準司法場域。坐在那面牆下的不是孤單,而是在沉默中掙扎。(Photo by Nguyen Phan Nam Anh on Unsplash)
這面牆所圍繞的,從不是「信任與陪伴」的現場,而是一個「發言需經算計、步步為營」的準司法場域。坐在那面牆下的不是孤單,而是在沉默中掙扎。(Photo by Nguyen Phan Nam Anh on Unsplash)

【前言】

市政府社會局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僅憑家長單方面的投訴,便向教育局反映:本校一位極為優秀的老師,疑似在教室內有不當管教行為。

事件的來龍去脈,學務處掌握的一清二楚。我們無愧於心,竭力溝通,卻終究不得不屈服於一紙公文。它的語氣冷冽、指令明確,像是在無聲地暗示我們:「真相與倫理先暫擺一旁,請你務必配合法規、走完程序!」

直到某天,那位老師的小兒子在下課後遠遠地奔向我,輕聲的說:「仁全老師,我媽媽最近的心情很不好。」那一瞬間,我的心被這最單純的聲音攪動了——直接點醒了我所忽略的事。

那時我才驚覺,自己像是在演一齣精緻的行政舞台劇:燈光準時亮起、音效恰到好處、程序流暢無瑕......一切都井然有序......卻空洞無聲——沒有共鳴,也沒有情感的連結。
我們太專注演出,卻忘了觀眾真正渴望的,是一顆被理解的心。

調查最終還了這位老師清白,但是傷害卻未見撫平。整個流程雖合乎法規,達成了教育局的期待,但我仍無法釋懷——我放不下的,是這套制度下,行政程序對人心的忽視與冷漠。

這篇「調查報告」不是針對這起個案,而是寫給所有在體制陰影下默默承受的教育現場。
一篇從教室寫到會議室,從粉筆的白寫到制度的灰的筆記。

這不是控訴,而是一封遞給社會的提問。

Chat 1|一紙通知,粉碎教育的日常

我懷抱著一個單純的心志選擇就讀師範學院。我曾遇見一位好老師,改變了我人生的方向,也因此,我渴望有一天,能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啟發孩子們的潛能。

二十年的教學生涯,讓我明白,這是一場酸甜苦辣交織的關係熬煮,每一天,都是味道的交融與再生。在細火慢燉的時光裡,反覆投注熱情、傾注所有。儘管有酸、有苦、有辣,但我始終甘之如飴,因為這是我願意守候、深愛的園地。


一紙無情的通知書

我以為,我可以在看似紛亂的教育現場裡,平靜的熬出屬於自己的滋味,
但現實卻在某一天,無預警翻了面……
一紙無情的調查通知書,從天而降,沒有問候、沒有說明,就這樣劃破我原本的日常。上面寫著幾行制式文字:「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本校啟動調查程序,請配合後續處理。」

我才知道,在我還沉浸於孩子的笑聲與熟悉的教學節奏時,有一套制度早已悄悄運轉。不是為了傾聽與理解,而是先蒐集「證據」,再啟動「流程」,然後釐清「責任」。

沒有人告訴我發生了什麼,只留下一句:「這是依法辦理。」
原來,在教育的園地旁,還佇立著一座名為「制度」的堡壘—裡頭話語冰冷,情感真空。
那裡不需要理解老師的用心,也無須解釋多年的付出與陪伴,只要一封『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的檢舉信,就足以讓一位教師從「教育者」變成「行為人」。

三度通報惹禍

我真不敢相信,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規範,保護孩子的結果,竟是親手為自己在這美麗的校園搭建一個法庭—像審訊室般的會議室。

在我的班上,有一個小女孩—小美。她來自單親家庭,由母親獨自撫養。母親由於工作的緣故,經常帶著她出入一些並不適合孩子停留的場所。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小美在課堂上常無法專心學習,作業也經常拖延敷衍了事。我擔心她在家中可能因照顧方式不當而影響到身心發展,因此三度向學校提出通報。我知道這樣的舉動,可能會讓她的母親對我心生誤解,但我仍然堅持,寧願得罪大人,也不能放過可能受傷的孩子。

我以為法律和制度可以保護我,成為老師堅強的後盾,讓我們無所懼的堅持教育良知,但回敬我的,竟然是一紙『調查通知書』,將我帶進一間沒有學生、沒有課本,只有冰冷椅子與詢問聲的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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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所面對的,不是教育現場的複雜性,而是一位被孤立的「高風險待處理個案」,他們只求產出一份穩妥的會議紀錄、一紙格式正確的回函公文。(Photo by Mesh on Unsplash)

Chat 2|由《教師解聘辦法》編導的灰色劇場

原來大家談笑風生,彼此相濡以沫的會議室,可能是我的身份改變了,竟然改變為另一番風貌。

那間會議室,不大。四周是白色的牆,空氣乾冷,椅子筆直地排成一列,像是等候宣判的法庭。但更像的,是一座靜默搭建的「審判殿堂」,不為真相,只為流程。

這座會議室的地基,奠基於一種潛藏的社會意識——『老師,是潛在的加害者;學生,是絕對的受害者。』這樣的氛圍,如同灌漿的水泥,早已滲入每一道輿論的裂縫。

迅速尋找「壞人」

每當爭議事件浮現,輿論的槍口總是本能地對準老師,質問與譴責紛至沓來;而學生的敘述,無論其中是否參雜情緒或誤解,往往被視為長期壓抑後的真相與控訴,不容挑戰。
社會傾向於迅速尋找「壞人」,而非慢慢釐清脈絡。新聞媒體與輿論平台在放大情緒與製造對立中,逐步模糊了教育現場的複雜性,只為換得一時的聲量與點閱,而真正需要傾聽的聲音,卻在喧囂中悄然隱沒。

任何一紙檢舉—即使毫無根據,甚至從未查證—就能像一把榔頭,在這座會議室的牆上輕易敲開一道裂縫。那原本應該承載信任與支持的牆,如今卻成為一道冷酷嚴峻的界線。
一張紙的重量,輕得幾乎可以被風吹起,卻重得足以壓垮一個老師長年築起的信念。它不問真偽,卻擁有召喚整個調查機制的權力;它姿態輕蔑,卻踐踏著程序正義最基本的價值。

老師所面對的,不是在對話中釐清脈絡的複雜性,而是避重就輕,模糊細節。這面牆所圍繞的,從不是「信任與陪伴」的現場,而是一個「發言需經算計、步步為營」的準司法場域。
坐在那面牆下的不是孤單,而是在沉默中掙扎:是否該轉身退場,才能守住人性裡最後一點的尊嚴?

法條受輿論影響

這座用懷疑搭建的會議室,撐起它的樑柱,不是信任,而是一座傾斜的天平。法律與行政流程選擇迎合輿論,讓原本守護真相的制度,變成一把安撫觀感的利刃。
法條成了風向旗,輿論的聲音哪裏大,正義的天平即隨之傾斜。制度不再是守護真相的盔甲,而是一把用來懲罰教師、安撫觀感的利刃。老師成了這場會議中最安靜也最孤單的角色——不是被理解,而是被逼迫需要努力自清的對象。
這些樑柱撐起的,不是教育的良善,而是一個只求校務平順、家長滿意的形象舞台。

會議室的門,時開時關。行政人員在門口徘徊,他們害怕被指責偏袒,也害怕程序出錯,強裝鎮定中無視一切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只求安全過關。

而所有曾在教室裡發生的故事——那些眼淚與衝突、等待與引導、吵鬧之後的和解與理解——在這裡,統統被簡化為一份調查報告。孩子的行為動機不再重要,老師的用意無從說明,只剩「是否符合規範」的框架與「是否處理得當」的制式欄位。

行政人員所面對的,不是教育現場的複雜性,而是一位被孤立的「高風險待處理個案」,他們只求產出一份穩妥的會議紀錄、一紙格式正確的回函公文。
制度急於將這一切蓋章、歸檔、封存——彷彿這樣,就能讓一切平靜如常。

同事的冷漠

我祈求溫暖,渴望支持,但那扇窗早已鏽死,陽光再明亮,也照不進會議室裡那層層的陰影。
最讓老師感到孤單的,不是上級,也不是家長,而是那些一起在校園裡擦肩而過的同事。他們不靠近,也不說話,只低著頭快速走過,他們不是害怕我,而是在我的身上看見那個逼迫人心的制度。原來我的光和熱早已不在,我散發的是冷漠、無情和懷疑。
恐懼與無力感在沉默中迅速蔓延——不是因為誰有惡意,而是這個系統早已讓我們失去了共同的命運感。
於是,大家把窗關起來,學會了不提、不問、也不碰。

我坐在會議桌邊,筆記本空白,手指發冷,光線明亮,心卻沉入黑暗。四周無聲,彷彿時間也凍住了。那一刻,我多麼希望,門外能有人走進來,不是來啟動程序,而是對我說一句:「我相信你。」
但沒有!我只聽見椅子摩擦地板的聲音,與那句毫無情感的開場白:「我們開始吧!」
而那場名為「依法辦理」的鬧劇,就這樣,無情地拉開了序幕。

【後記】


根據全國教師工會的統計,自113年起至今,全台投訴教師的案件中,進入校事會議調查程序的,最終僅有6%被認定成立。
在這樣的制度下,學校投入大量行政資源,卻只換來極低的成案率。
這樣的程序是否真能保障學生的權益?還是,只是在消耗教育現場最重要的資產——老師的信任與熱情?
該是時候了!教育主管單位應誠實地面對並檢討:
這部以「保護」為名,卻行「預設懷疑」之實的法律,還能為第一線的教師帶來多少正義與溫度?
因為當一位老師無法安心教學、無法信任家長與行政,甚至在用心導正學生行為的當下,還得擔心是否會遭到檢舉濫訴?那麼,最終受到傷害的——
從來不只是教師,
而是那群本該被我們用愛與堅持守護的孩子。


”AA”
那間會議室,像是等候宣判的法庭。但更像的,是一座靜默搭建的「審判殿堂」,不為真相,只為流程。(網路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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