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堪稱是人類歷史上充滿最多奇蹟和最富創造力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具破壞性的。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全球各地的現代社會經歷了一場非比尋常、史無前例的轉型，而這股轉型的力量乃是植根於十九世紀的科技發展。
《超級世紀》建立起一個框架，以此來理解那些真的在全球尺度上塑造世界的基本因素，並且分析歷史趨勢以及在當中運作的主要力量之成因和後果。
本書從1870年代橫跨到今日，探討現代世界是如何被打造成一個全球發展的相聯模式。讀者將可從中習得如何將過去這兩個世紀理解為一過程，從一系列的政經動盪、科技進展以及環境轉變來看這漫長的20世紀是如何形塑出來的。
綠色革命指的是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和一九七○年代初期於貧窮國家，特別是在亞洲，引進現代化集約式的耕作技術。其中包括許多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大幅提升北大西洋與日本大部分地區單位農作物產量的技術，諸如大量使用化肥和殺蟲劑、機械化、灌溉系統，以及引進對這些耕作技術反應良好的種子品種。
真實的發展
這場「革命」主要靠著北大西洋的援助機構，它們大力資助這類研究計畫，特別是美國的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後來加入的許多政府。國際援助機構和富裕國家會提供贈款與貸款給貧窮國家的政府和農民，支援他們購買化肥和機械，並透過收購價制度來支持農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可說是一項跨國的全球計畫。
一九四三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下，國際小麥和玉米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Wheat and Maize Improvement Center）在墨西哥市成立，朝這個方向邁出關鍵的一大步。到了一九五○年代，這間機構開發出改良的小麥品種（部分來自矮小麥品種，這是在一九三○年代中期於北海道培育，在美國占領日本期間將其轉移到美國）和玉米品種，以及在乾燥平原和草原的耕作技術，這些都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特別是在北大西洋地區。這正是美國和加拿大在一九六○年代成為小麥與牛肉出口大國的原因之一，不過新品種和新農法也幫助墨西哥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的農業生產量增加四倍，從原來的糧食淨進口國轉變為淨出口國。到了一九八五年，墨西哥的玉米和小麥產量增加至一九四○年的十倍左右，曳引機數量增加六倍，肥料則是三百五十倍。
模式轉移到亞洲
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這個模式也轉移到亞洲。當時，特別是印度，似乎正面臨陷入大饑荒的危險，因為農業生產力趕不上人口迅速增加的速度。為了因應此問題，許多基金會、聯合國機構和政府開始投資農業研究，希望能找出提高亞洲小麥和水稻種植生產力的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IRRI），這個機構是在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於馬尼拉成立。到了一九六○年代後期，國際水稻研究所已開發出可以大幅提高生產力的水稻品種。
這股生產潛力成為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亞洲發展策略的核心。背後的運作邏輯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不僅可以防止大饑荒，還可以釋出勞動力，讓人力進入工業，為工業發展籌募資金，達到自我維持的經濟成長。這時候的發展援助資金有別於過往，不再著重大型工業設施建造或基礎設施的計畫，也開始投資以農業為主的建設，有時甚至會直接捨棄這些基礎工業計畫。
國際水稻研究所
正如近來一項研究報告描述的，國際水稻研究所是「曼哈頓計畫的糧食版」。一位發展專家在一九六一年曾寫道，背後的想法是在農業中引發「工業革命，讓務農的人力離開土地，將他們安排到工廠中工作」。這麼說來，亞洲經濟體的發展，與其說是為大型工業計畫推動，倒不如說是為了打造農業盈餘而前行。
這套手法聽起來應該有點熟悉，因為這就是許多國家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處理「農民問題」時提出的解決方案。確實有一位歷史學家如此看待，稱綠色革命是在二十世紀中間幾十年間由發展派人士發起的「農民戰爭」部分作戰計畫。背後的想法是，將那些自給自足的貧窮農民吸收到經濟和政治體系內，轉變為小型企業家，進入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出口農產品（不論是送到已納入工業經濟體系的國內城市，還是其他國家的工業中心），就此融入國家的政治生活。
這是一項透過榨取農業價值來建立工業實力，並達到政治融合的技術策略。在世界許多地方，奉行資本主義的政權和專家都大力推行這一計畫，就是連社會主義者也經常依循相同的腳本。以坦尚尼亞來說，該國的經歷相當不尋常，在獨立後，「非洲社會主義」政權的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同時祭出獎勵措施與強迫手段，將大約五百萬農民從偏遠村莊轉移到政府資助的大型定居點，希望就此提高農業經濟生產力。
石油和天然氣
石油和天然氣在這項技術策略中扮演關鍵角色。天然氣是大多數氮肥的原料，或許可算是綠色革命中最關鍵的元素。石油燃料則用來驅動曳引機，這對農業工業化至關重要。石油燃料推動的運輸對全球糧食市場的發展十分關鍵，能將糧食從生產中心送到消費中心。換句話說，綠色革命就是「關於」農民和石油的事業，這在一九三○年代是許多國家採取較為和平的替代方案，用來取代之前釀成災難的政策。
顯然地，綠色革命與冷戰關係密切。飢餓讓人憤怒，而憤怒的人可能會向共產主義靠攏。要是綠色革命能夠奏效，就能展現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可望贏得亞洲廣大民眾的青睞。那麼綠色革命便能在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經濟問題，同時連帶化解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
綠色革命飽受批評
綠色革命從一開始就飽受批評。這種農業形式依賴的是資本密集經濟，不論是化肥、殺蟲劑、幫浦和曳引機都要花錢。因此，它會支持大型農場，而不是小型農場。最後的結果便是許多小農（農民）將遭到淘汰。基本上，這確實是這場革命的目標；但也帶來問題，這些離開農村的人該做什麼呢？實際上，他們大舉湧入城市，在第三世界的大都市製造出二十世紀末特有的現象，形成可供雇主利用的廉價勞動力，卻未能建立真正的僱傭關係。
就連許多綠色革命的倡導者，在面對這一連串問題時，都對這個過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感到震驚：這一過程造成貧困農民的叛亂，這些農民無法與富裕的鄰居或城市投資者競爭，最後失去原有的農場，因而加劇貧困和暴力事件，並且導致在墨西哥、西貢、德黑蘭和孟買等城市大型貧民窟的激進化，新興的大城市也產生更嚴峻的汙染問題。
而且這場綠色革命不僅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農業對北大西洋的依賴，不僅得跟後者沿岸的大型化學公司購買化學原料（這一點絲毫不令人意外），也受限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偏偏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在此期間迅速攀升。在許多地方，這種事態發展和事件加劇民主政府的失敗，例如在一九六九年的巴基斯坦和一九七一年的菲律賓。
依賴灌溉系統
除了資本密集這項特徵外，綠色革命的批評者認為這場革命在根本上是不可持續的。他們認為，若是將投入的肥料、水、農藥、殺蟲劑和燃料納入考量，這些「高產量」品種的產量其實不比傳統作物高出多少。由於這些作物產生的秸稈和殘渣較少，因此能夠用做天然肥料和飼料的來源就減少了，長時間下來，這又耗盡土壤中的必需養分。綠色革命所用的改良作物非常依賴灌溉系統，又加劇地下蓄水層枯竭的威脅。
在傳統農業中，農民習慣會種植多樣的農作物，改成種植單一栽培「改良」品種後，反而更容易有病蟲害，因此需要不斷開發新的農藥，並且增加用量。一位批評者表示，綠色革命將農民變成「高效率的土匪」，專門掠奪土壤和含水層，謀取短期利益。某些地方遭遇的慘痛經驗似乎證明這種擔心。
早在一九七○年代後期，墨西哥就出現人口迅速成長、伐林和土壤流失等問題，再加上將土地從糧食生產轉向種植商業出口農作物，意味著他們必須再次進口糧食。在伊朗，將綠色革命技術應用於乾旱環境和貧瘠的薄土層僅產生些微差異，但是卻促成無地可耕的農民大舉湧入德黑蘭，這是激發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一大關鍵因素。
糧食作物穩定成長
不過，這種發展形式確實在許多方面頗有成效，至少在短期內如此。新的種子品種和耕作技術迅速傳開，大幅提升農業生產力，解決飢餓問題。一九七○年，亞洲的農田中有四分之一採用灌溉農法；到了一九九五年提高至三分之一。一九七○年，亞洲農民每公頃平均使用五十磅化肥；到了一九九五年，每公頃土地幾乎使用快四百磅。
結果在之後三十年中，世界主要糧食作物的平均產量急劇而穩定地成長。在四十年內，泰國、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孟加拉、緬甸、德國、法國和美國，主要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變為兩倍。中國的稻米產量增加三倍，埃及的玉米產量則增加三倍以上。
糧食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不僅讓南亞和東亞逃過之前擔心「人口炸彈」帶來的饑荒浩劫，還讓人口的每日平均攝取熱量增加，在印度增加近一五％，中國和東南亞則是三三．五％。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印度再次成為稻米出口國，這是自一九四○年代初期以來首次回歸這樣的狀態。
數億人餓死
在一九八○年代後期，泰國的稻米出口量是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四倍。雖然這些國家並不像美國、加拿大和澳洲那樣成為穀物出口大國，但是就它們原本先可能陷入饑荒的預期來看，已是驚人的轉變。一九六八年，艾里希曾警告說：「養活全人類的戰鬥已然結束。現在開始，無論實施什麼振興方案，在一九七○年代仍會有數億人餓死。那時已經無法阻止世界死亡率大幅上升。」沒過幾年，就證明他這番話是錯的。
到了一九七一年，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聯合國、OECD和世界銀行聯合推動綠色革命策略，並承擔監督全球各地多家研究機構的角色，這場革命因此獲得足夠的動能，轉化為官方政策。
這項轉變也有助於重新調整發展政策的整體方向，朝向建立創業機會，以及趁機掌握「人力資本」。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在「低度開發」世界中，有許多地方不僅達到作物產量快速成長的目標，就連它們經濟體中的工業和商業也開始快速成長。
均所得成長率持續
但這並不是舉世皆然的現象。到了二○○○年，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仍未完全擺脫一九八二年債務危機的災難。以美國人均GDP來比較，墨西哥和巴西的人均GDP在一九八○年達到高峰時，略低於美國的三一％，然後到二○○○年時緩慢降至二二％，與它們在一九五七年的水準差不多。
西非的奈及利亞和塞內加爾，在一九五○年大約為美國的一○％，到二○○○年緩慢降至四．五％。而到了二○○○年代初期，東歐才剛剛從共產主義崩潰的經濟危機中恢復。
但在亞洲的大半地區，又是另一種局面，尤其是台灣和南韓，那時已步入主要工業生產國的行列，並於二○○○年開始趕上日本、西歐和美國的人均GDP。還有少數其他經濟體也表現得很出色，但是時至今日，亞洲大多數地區的所得都還不到富裕國家的一半。不過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泰國、印度、印尼和中國的人均所得成長率持續超越北大西洋；土耳其和埃及也是如此。
到了一九九○年，菲律賓、奈及利亞、巴西、智利（但還不是整個拉丁美洲）和東歐大部分地區的人均所得成長率，也開始比美國、西歐和現在的日本來得快。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部分原因是富裕經濟體的成長速度放慢，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過去較貧窮和疲軟經濟體的人均所得開始成長，而且是以歷史上較為健全的速度前進，每年有二％以上的成長。
從危機中走出來
實際上，比台灣和南韓表現更驚人的是，當時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個大國：印度、印尼和中國。從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後期，這些社會的人均所得與西歐相比是下降的（印尼有部分例外，那裡的石油業發達，提高平均所得，但對減輕貧困的作用不大）。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這三國都迅速發展。一九九○年代後期，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但是中國和印度並未受到動搖，而印尼也在二○○五年就從危機中走出來。
到了二○一○年，這些國家雖仍名列貧窮社會，平均所得僅有西歐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它們的經濟卻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從二○○○年至二○一○年，印尼每年的人均所得成長率接近四％，印度是六％，而中國則接近九％。這些經濟成長率與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在西歐發生的「經濟奇蹟」不相上下。在一九九○年至二○一○年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成長幾乎可以比擬日本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間的經濟成長。
整體模式相當驚人：儘管在「經濟奇蹟」或「大加速」的數十年中，工業經濟體的人均GDP有所進步，但是到了一九九○年，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許多社會開始迎頭趕上。這次同樣也是在東亞特別明顯；不過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土耳其、泰國和埃及的人均所得也開始趕上西歐。
兩伊戰爭慘痛的例子
這段期間發生一些備受矚目的災難。兩伊戰爭便是一個慘痛的例子。伊朗和伊拉克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的人均所得都迅速成長；但也都在軍備上投入大量資金，促使美國、蘇聯和法國等國將武器出口到這個區域。兩國從一九八○年開始進行長達八年的殘酷戰爭，主要採取人海戰術和大規模轟炸城市。到了一九八八年，兩國的人均所得下降，連一九七七年的一半都不到；伊拉克由於在一九九○年入侵鄰國科威特，又陷入與美國的戰爭，之後可說是真的走上窮途末路。到了一九九五年，伊拉克人的平均所得僅有一九八○年的七分之一。
阿爾及利亞在一九八○年代後期陷入可怕的內戰，到了一九九五年，阿爾及利亞人的平均財富比二十年前好不到哪裡去。在盧安達和剛果，一九九○年代的種族滅絕與戰爭摧毀所有經濟發展，造成數百萬人陷入貧困和死亡。
債務危機
戰爭不是唯一的絆腳石。如前所述，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債務危機讓大部分的拉丁美洲經濟體在人均所得上停滯二十年。東歐要從共產主義經濟中恢復，基本上也花費這麼長的時間。由於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數的經濟體都在成長，因此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在這些地區相對財富上產生的淨衝擊可說是毀滅性的。在二○一○年，相對於西歐，東歐和前蘇聯的所有國家比一九五○年代時更窮。
拉丁美洲前八大經濟體的人均所得在一九八○年為西歐的四二％，在債務危機爆發後的二十年，也就是在二○○三年時降到最低點，僅有西歐的三○％。伊朗在一九七六年達到西歐平均水準的五三％，但在一九八九年跌至最低點，僅剩二○％。
但是，到了二○○○年代，這些國家的經濟大多也開始復甦，趕上歐洲的生活水準。其中一項原因是，在中東以外的地區，冷戰結束後，第三世界的武器進口大幅減少。到了二○○一年，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後，第三世界武器進口總值比二十五年前還低。但是之後又開始提高，因為一些亞洲國家及伊朗和伊拉克的許多鄰國，開始在高科技武器上投入大量資金。不過對於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地區來說，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可以將大量的「和平紅利」轉移到生產力投資上。
普遍出現去軍事化
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世界各國普遍出現去軍事化，這也促成全球武器貿易量萎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這個情勢特別明顯，算是當中相當驚人的，從一九八九年至二○一二年，它們的軍事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幅減少，高達近三分之二。
其他國家也削減軍事預算，不過力道沒有那麼大。整個拉丁美洲的軍事開支占GDP的比例中減少近三分之一；東歐地區則是從減少四分之一（波蘭），到近四分之三（羅馬尼亞）都有；西歐減少四成；美國則是三成。俄羅斯的軍費開支可說是整個崩盤；到了二○一○年代，俄羅斯聯邦的軍事支出削減到僅剩過去幾年的六分之一。以世界GDP來看，軍事支出所占的比重在一九九○年代下降四○％以上，然後在二○○○年代略微上升；到了二○一三年，軍事支出占世界GDP中的比例仍比冷戰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少了三分之一。
簡而言之，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人不僅收入更高，而且他們賺取的錢花在戰事上的比例也減少，越來越多錢用在增加生活的便利性上，比如說購買耐用消費品。(章文/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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