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to the era of the bossy state
經歷了動盪的 2020 與 2021，實現社會正義、解決氣候變遷、保護供應鏈不受大事件衝擊，成為民眾對於政府的最大訴求，但這些問題往往都要回歸到企業的實際執行面上。國家並沒有企圖將企業收歸國有的手段，而是像是「後座司機」，以間接的方式「指導」企業。
各國都可以看到這類指導手段的蹤跡。比如美國拜登政府所推行保護主義、工業補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行「共同繁榮」，確保單一企業不要過度發展；歐盟推出產業政策；英國、印度與墨西哥等中小型經濟體也紛紛開始推行足以影響企業運作方向的政策。
然而，這類作法雖然是「善意」的，也能最大程度上確保自由經濟的運作，但開始有群眾擔憂，市場機制與政府政策是否真的能像預期的那樣正確的引導企業，因為目前世界前十大企業的規模足足是五年前的兩倍有餘，這樣的經濟實力甚至足以讓企業反過來壓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無視」法律。
但在供應鏈斷鏈導致通貨膨脹、企業規模過度擴張、氣候變遷威脅越來越緊迫的情況下，各國政府除了重新規劃國家對全球的經濟佈局以外別無他法，企業普遍不會樂意被政府過度干涉。
可以慶幸的是，政客與民眾大多不樂意企業回到國有化時代，因此企業與政府之間有很大的協調空間，只是面對國家與企業的原則衝突，其實很難找到平衡點，因為如果政府操作不當，企業將走向效率與創新能力降低的末路，且政府的補助措施挹注反而會導致競爭環境弱化，讓取得大量補貼的公司鬆懈、被保護的國內企業服務品質惡化等。
企業與政府之間也勢必產生裙帶關係，政客和官員最終可能會偏愛特定公司，將資金和希望寄託在這些公司身上，最終污染傳統商業運作，同時也回頭影響政治活動，公司與政府互相利用、操縱，以取得各自的利益，對社會不是件好事。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2/01/15/welcome-to-the-era-of-the-bossy-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