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40、50年代，三輪車跟牛車是台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年輕世代應該沒人見過三輪車，但是大概聽過「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這首兒歌吧？
雖然在我記憶中，坐三輪車從來沒有五毛錢這麼便宜過，但是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它可是每天載著我上學不可或缺的愛車呢。
包三輪車上下學
那時因為父母都在上班，沒空送我們上學，又不放心讓年紀還小的我們自己搭公車，所以就包了一輛三輪車每天固定送我們上下學，從小一到小三，無一日間斷。
我那時就讀位於公園路的女師附小（今之北市大附小），但家住在中正路(今之八德路二段)的中崙附近，每天早上約七點一刻，車伕就來接我們上學。我們兩人坐一輛，小一時我跟哥哥同車，等他升到小四，能自己搭公車了，就改成我跟小妹同車。
在台北巷弄間穿梭
50年代台北市的地貌跟京都有幾分類似，那時新生南路還是瑠公圳，記憶中的模樣跟鴨川很像。大馬路不多，道路多為二線道。小巷弄中路很狹窄，而且高高低低，沿路水溝隨處可見，偶爾還會穿越幾座小橋。
那位叫做李伯伯的車伕人十分和藹可親，他的車踩得很穩，總是避開馬路走小巷道，我坐在車篷裡的綠色塑膠皮椅上，以高於行人的視點，看著路邊的風景自身邊緩緩馳過，微風輕撫著臉龐，感覺好舒服，那是我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
溫暖親切的車伕
李伯伯總是穿著一件汗衫，卡基色長褲，褲腳經常捲到膝蓋上。他頭戴斗笠，脖子上掛著一條毛巾，我總是看著他的背影賣力地騎著，汗水經常濕透了他單薄的汗衫，他偶爾會回頭微喘著氣，用那一口的山東口音跟我說話，我也總聽不太清，只能衝著他傻笑。
記得每次騎到臨沂街的某個坡段，因為路面太陡，他踩不上去，就會下車來用臂力把車子推上去。那時我總是油然而生一種罪惡感，覺得自己不該還坐在車子上。
除了上學，李伯伯還要接我們放學。按規定所有的三輪車都要在學校後門臨中山南路的的馬路邊等待，那排成長長一列車陣的畫面很壯觀，我現在仍記憶猶新。
勒令淘汰的命運
在我升小三的時候，李伯伯忽然不見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秦伯伯，他面容嚴肅，不苟言笑，也不大理我們。後來聽母親說李伯伯去幫有錢人家騎自用三輪車了。私家的自用車多半是青色鐵殼的，比營業用綠色木製的好看多了。我一邊替他感到高興，卻也莫名地有幾分惆悵。
在我升國二的那年，政府勒令所有的三輪車都要被淘汰，並輔導車伕們轉業開計程車。我再也沒見過李伯伯，但偶爾還會想到，如果他也有輛自己的計程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