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推理小說有興趣開始於一本英文教科書，這本書有個堂而皇之的書名：《古生物學原理》。那時十九歲，剛窺地質學門牆，讀英文還很吃力，卻抱著英漢字典一頁翻過一頁，一章讀完又一章，因為作者會導引，他說：「化石是古代命案的受害者。」
命案受害者
一張五億多年前的三葉蟲化石圖片，他問，這一隻是公的，還是母的？死亡時，是幼蟲還是自然老死？另一枚三葉蟲化石，身側有明顯的鋸齒狀傷痕，作者說：「我們不知道加害者是誰。可能永遠都不知道。」
三十年後，我四十八歲，在台大的課堂說：「古生物學家終於破案了，加害者應該就是奇蝦；這奇蝦很大隻喲！」，我兩臂向兩側平舉：「它的身體大概有這麼長吧！」學生們發出驚呼：「你們怎麼知道的，有證據嗎？」我賣了個關子：「你們知道嗎？古生物學家就是穿越時空的偵探，我們重建案發現場。」
好的推理小說蘊含著科學方法與思考，譬如本格派的密室殺人事件就是先設好邊界條件（屋內反鎖，門窗無破壞痕跡），那麼，兇手是怎麼進去與離開的？
強大的實證傳統
一樁命案發生了，現場唯一留下的證據是一副手工打造的是女眼鏡，福爾摩斯把玩、觀察、試戴之後，寫下一張紙條：「懸賞，找一位穿著優雅，鼻梁較寬，兩眼距離稍窄，眉頭常皺，額頭上有明顯皺紋，最近至少去過眼科看診兩次的女性。」他靠的就是一副眼鏡來推論，眼鏡提供了追凶破案的線索。
楊照的《推理小說由此進》說英國的推理小說脫胎於英國哲學，可以追溯到培根的經驗論，中間還經過洛克、霍布斯等人的精進，用的是歸納法，凝鍊出一個強大的實證傳統，其方法論在於用細密的觀察與蒐集，從紛紜萬象的事態找出脈絡與規律。
這種推理故事不免走入證據紛呈，鉅細靡遺的解謎過程，讀小說像遊戲，像比賽，甚至抽離了人情社會現實，這才引來美國的冷硬派興起，少談科學，著墨處境，在真實人生迷霧中漂流。兩種文類走到後來，都成了公式。
學者扮偵探
1980年代義大利的安伯托•艾可異軍突起。他是一位研究中古史和符號學的知名學者；他應出版界朋友之邀，參與「業餘偵探小說」寫作，一發不可收拾，將他的中世紀史學素養和基督教神學的聖像學(iconography)融入，寫了一部六百頁的大書──《玫瑰的名字》，暢銷全球，開啟了歷史推理小說新譜系。
他炫學、佈局繁複，縝密，重建了另一個社會，及只有那裡才會發生的謀殺動機，他用的是歐陸哲學的演繹思考破案。
他擺明了，推理小說不必然通俗，可以很博學。學者染指偵探，大有可觀。這個譜系的最新傳承可以用丹•布朗為代表，讀他的《達文西密碼》、《天使與魔鬼》、《失落的符號》，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