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林意玲（台灣醒報社長）
與談人：嚴震生（政大國關中心美歐研究所研究員）
文字整理：張庭維
主持人（以下簡稱「問」）：全世界各大國家的人民在疫情封城之下，都快要受不了，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政府解封，政府就面臨防疫與經濟的兩難，
疫情一直在增加，但是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經濟幾乎停擺，所以包括瑞士、美國、西班牙等國家，人民都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應該俯順民意嗎？
人生哲學的差異
嚴震生：如果看美國在處理解封的議題，相比亞洲國家包括台灣、中國、韓國等，特別是台灣跟中國，我們的文化就是生命比較重要，也有人認為，是不是因為我們缺乏像西方國家的宗教信仰，東方人就是覺得好死不如賴活，因為沒有太虔誠的宗教信仰，不知道有沒有永生，所以就是要努力的活這一輩子。
但對於西方人來講，他們很多有信仰的人就會想說，反正我的命，在上帝的手裡頭，生命若到盡頭，該走就走。所以疫情活得那麼辛苦，乾脆走了算了。所以西方人在這種人生哲學的思考是不一樣的。
像西班牙的民風也是屬於比較開放、樂觀的，當然不願意被禁令給挾制住，美國還是有開放超市讓民眾買東西，其中還包括賣酒的酒鋪，開放給民眾買酒。
但是美國很多州對於教會的聚集場所不開放，教會的牧師就很生氣認為，連賣酒商都可以開放了，教堂竟然不能開，就有很多人也想說，為什麼我們要聽政治人物的說法，我們是信神的！諸如此類質疑的話。
總有人破壞規矩
美國就有牧師強調，他不願意用的線上方式持續聚會，結果有一個牧師就確診死掉了，也有牧師被逮捕，因為他不遵守當地州政府的禁令，再加上川普又鼓吹民眾抗拒當地的州政府或市政府，導致事態變得更加複雜。
我覺得不論人身自由、宗教自由或是言論自由，當這些東西沒有威脅到其他人的時候，應該要受到尊重。所以我認為，美國可以部分開放，但是一定要有社交距離，怕就是怕有些人會不遵守規則。像是在英國鐵路工作的人被一名故意不戴口罩的男子吐口水，結果導致確診死亡，這些例子這才是讓很多政府猶豫的地方，因為知道肯定有人不會尊守規則，所以才遲遲不願開放。
社交距離規範
所以大家都要負責任，不管是去海灘，還是出門購物，都要記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這樣我覺得開放一點都沒問題。現在的爭議點包括像瑞士、西班牙，我覺得都是能不能保持社交距離的問題。
這時候就發現亞洲人含蓄的文化好像是對的，亞洲人見面從來不會親親抱抱，頂多握手；歐洲人見面就很熱情，擁抱親臉頰，我覺得這是他們需要克服的點，要接受社交距離的規範，如果能夠接受，那所有東西基本上都可以漸進式的開放。
問：現在變成是中央跟地方，政府跟人民的衝突，到底領導者要怎麼做，才能讓民眾不再這麼多怨言？
亟欲開放為選情
嚴震生：地方政府是最直接接觸人民的，也比中央更知道當地的狀況。但今年狀況特殊，以美國為例，疫情來襲又碰上總統大選年，那以州長的立場來想，兩年後才要選，當然希望能保全自己州民的平安，也為自己之後的選情加分。
但中央面臨總統大選壓力，肯定會希望各州趕緊開放，讓整體經濟趕快活絡起來，畢竟這攸關了年底的選票，所以包括川普、巴西總統波索納洛，都急欲開放，把經濟先弄起來。你想若經濟成長率負10幾%，再加上超高的失業率，西班牙超過百萬人失業，這美國甚至已經超過好幾千萬人失業了，這些數據一路增加，根本就不必選了。
民族性不同
所以有些是為了選情、有些是民族性，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顧自己的健康，只要不去侵犯到別人的安全，政府應該開放解禁，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換個角度來看臺灣，我們的民眾再怎麼不願意，即使身體再健康，上了捷運、公車大家還是乖乖配合戴口罩。
在美國就有一大堆人會去鬧去反抗，有些商店需要先量體溫、戴口罩才能進入，美國有些民眾就會覺得自己根本沒病，憑什麼要求這些，就開始鬧、甚至是動手打人，這是在台灣很少看見的狀況，跟民族性差異有關。
問：但是有些狀況是，政府因為人民上街抗爭了，馬上就放寬禁令，這就成了治理的問題，為什麼要等人民反抗，才要做出應對措施？
政府不說人民自己做
嚴震生：像厄瓜多現在也是因為人民抗爭，所以政府考慮要開放。可是整個南美洲的狀況，包括巴西、祕魯、智利疫情都是不斷攀升的，我覺得這個要求開放是沒有道理的。現在要求開放最有道理的，應該是台灣跟越南。
周圍的日本也已經解禁了，台灣已經多久沒有本土確診案例了，我們早就該開放。我自己任職的學校，譬如台大從上個禮拜開始，已經可以恢復在教室上課了，清華大學，也已經不用量體溫就能進校園，直接到教室上課。所以台灣的狀況很奇怪，政府並沒有講明要完全開放，但民間、學校大家就已經開始了。
開放的兩個極端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政府在控制疫情方面，真的說不錯。但是，對於後續要回到原本生活的措施，卻做的不好。像是這個振興酷碰券，也是一拖再拖，疫情都過了還沒有出來，這個我們認為必須要檢討的。
政府有能力防止疫情，但是防注疫情後，經濟要如何恢復、生活要怎麼樣重回正軌，應該要有一些更具體的做法，好讓人民了解。相比之下，台灣政府顯得很被動，然而歐美國家卻又太躁進，真的很難拿捏。
問：現在歐洲的情況連英國跟德國也爆發了反政府的示威，而且人民對政府在解封上，不管怎麼做都不滿意。所以總結來講，這次的疫情其實也帶出了很多關於國家治理的省思，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沉澱以後，可以寫成一本書去檢討，回過頭來看，要怎麼做才是正確的方向？
生活改變難適應
嚴震生：在台灣我們四面都是海洋，可是我們對於去海邊玩水，或是到沙灘曬太陽沒有這麼渴望。可是像德國這種冬天很長的國家，在一、二月最冷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選擇到熱帶國家，去暖和的海灘避寒。
但現在什麼都不能做了，被困在家裡，啤酒節也取消了，德國人對於工作很認真，所以他們覺得，認真工作完了，就是要要享受假期。歐洲人的假期概念很重，特別快接近暑假到了，如果在台灣就知道大概5月份以後、六月份開始，就找不到駐台的歐洲外交官了，因為他們都歸國去度假了。而因為疫情導致生活完全被改變了，這個對他們來講真的很難去適應。
問：所以總結來講，這次疫情帶出來很多生死觀及生活哲學的衝突，有很多值得去探討，大家可以去思考，生命、活著的目的是什麼？政府跟人民之間的分際，該要限制到什麼樣的程度？後疫情時代的省思，過去的一些法則被打破，開啟新的生活管理，新的規範，都有待人類社會用智慧去做最好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