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特‧李斯（Matt Lees）是2013年在Youtube上成名的第一代網紅。那一年，索尼推出了萬眾矚目的新款遊樂器PlayStation 4；麥特靠著報導和毒舌評論索尼發佈會的一則短片，初嚐爆紅的滋味，一個月下來得到數以百萬計的瀏覽次數，成為當月Youtube平台閱覽量最高的影片。
喜新厭舊的市場
當YouTube的演算法注意到該短片的矚目勢頭時，它開始將上傳者的其他短片放在觀眾的推薦清單，為麥特頻道取得更多訂閱者，從而又透過每個短片瀏覽的插入廣告為上傳者帶來更高的收入。一夜之間，麥特得到了一個充滿職業前景的網路紅人生涯。
然而，當熱潮一波過去後，麥特馬上就注意到不能光「吃老本」，觀眾期待他固定、持續地生產作品。一旦頻道主不能穩住新鮮的魚群，熱潮一過，演算法就會往下一個漲潮的地方去導流魚群。
到了2013年底，麥特把訂閱者從原本的1000人衝上到90,000人，並得到其他的節目製作邀約。但強迫自己「日更」（按：每日都上傳新內容）的結果，是他連續一個月經歷著自我強迫每日工作20小時的地獄班表。
一個月下來，麥特蒼白憔悴，卻彷彿在強迫症中無法休息。休息不足使他情緒暴躁，他的「毒舌」風格變本加厲成為更辛辣的「憤青」模式，但配合了原本就嗜血好戰的「鄉民水準」，點擊跟參與度反而更居高不墜，就像毒癮一般。
麥特在《衛報》2018年9月揭露的報導中，事後回想，「人類大腦並非設計用來跟大量人群每日互動。」當一個人每日要面對四位數的留言評論時，人的同情心、同理心都被稀釋而崩潰了。
鄧巴數字：上限150人
英國牛津大學心理學家鄧巴（Robin Dunbar）在2009年提出了後來知名的「鄧巴數字」（Dunbar’s number），他研究了英國人寄聖誕卡的習慣，發現人類基於腦容量和時間限制，友誼關係到了150人就是負荷的上限。鄧巴2016年於《英國皇家開放科學學會（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刊登的研究進一步提出，150人是每個人都彼此認識互有來往的關係，而下一個親密級別為50人的支持群體、15人的摯交、5人的生命共同體。
心理學研究，人普遍的大腦設計自然讓親殊有別，而且各個圈子的數字上限難以突破，網紅因此成為一種「不自然」的職業。（photo by Boston University）
鄧巴相信，過去狩獵社會中的部落、世家宗族成員、軍事作戰的單位「連」的人數都訂在150人的鄧巴數字臨界點，正是代表人類能與多少人維持互相認識緊密人際關係的平均上限。他在研究中發現，社交網站上交友，真正的朋友也不會超過這個數字；那些動輒1000、2000人的「好友」的人數顯示僅供觀賞，當面臨危難時，事實上人能信賴的人數不到朋友中的3%，也就是生命共同體的那4、5個人了。
網紅的崩潰
麥特的健康在不久後開始崩潰，他出現了甲狀腺功能障礙，並經歷更頻繁和持續的抑鬱週期。他說，「曾經是最夢寐以求的有趣工作，轉瞬間成為讓人感到淒涼和孤獨的事物。」近年在台灣以及海外都有不少調查研究發現，「網紅直播主」已經竄升為高中生和大學新鮮人的夢幻工作前幾名，逐漸取代了傳統時代光鮮亮麗的演藝明星。但麥特認為，太多背後的風險被輕忽了。
「台灣第12個破百萬訂閱的YouTuber」小玉（朱玉宸）約在2017年開始竄紅，他的影片以引發觸發爭議的所謂「社會實驗」而獲得中學生族群密切追蹤，代表作包括「用浴缸煮400包泡麵」、「試用電動吸乳器」、「在便利商店花了3萬多元買下全品項、把商品鋪地拍攝後發送遊民」、「實測多少硬幣能買光一台運動場旁販賣機的飲料」…等。
小玉（photo by 小玉 via Youtube）
鏡頭前的小玉過動吵鬧而彷彿停不下來，但2019年2月他竟拍片秀出藥袋自訴憂鬱，並且有多次輕生念頭。鏡頭前的形象只是「表演用的人格」、要拍片了就上身。但離了鏡頭私底下沈靜寡言的他向採訪的媒體表示，這份工作沒有外界想像那麼光鮮浪漫，為了維持發片量，讓觀看數維持不墜，「一個禮拜有4、5天都悶在家裡，完全沒有走動…」，作一個Youtuber，彷彿「關在牢籠裡很自由的人」。
社交：無形勞動與失去保護網
加州爾灣大學的在線社群研究員凱特琳‧羅（Katherine Lo）指出，除了拍片、剪片、後製、上傳和思考腳本以外，各種與粉絲和創作者的互動，才是造成網紅職業壓力的主要原因。她稱之為「無形的勞動」，特別存在於多數起步中的網紅身上。
在短片影視圈中，互相串門子拉抬、刷存在感、答題與感謝網友，每天可能額外佔去數小時的時間。以日常生活為視頻素材的頻道主，應付陌生網路社交的壓力更是加倍——畢竟居家和與作息皆已攤在公眾面前的他們，甚至已經沒有私人空間可以喘息。
過往打造明星時，我們使用了一個經紀公司團隊，從職能訓練、洽談商演、公關應對，都能將明星保護得的很好。明星出道前的預備期，以及生涯的成熟期也長得多。但即使如此，藝能圈的憂鬱症、失敗者，甚至出事吸毒及輕生的案例都已層出不窮。那麼相較之下，新媒體文化底下的網紅多半是一個人闖星路，許多人小小年紀不過20歲不到，缺少「前輩」和專業從業人員保護網，就更顯得無助。
短命職業：夢幻卻無以為繼
許多頻道主不約而同表示，讓他們痛苦的來源就是演算法。演算法常常鬼魅又難以捉摸，只知道不斷發佈的「日更」最有機會留住觀眾。曾有一名在美國的電玩和才藝直播平台Twitch上的直播主，僅僅「掉線」兩天就損失40,000名訂戶。
由於頻道主的分潤大約是每1,000次瀏覽，才給予2到3元美金，而且Youtube限制訂閱人數達到100,000以上的頻道主，才能加入這個分潤計畫。一些頻道主估算，如果純粹只靠流量營生，那麼大約要經營到500,000以上訂閱戶，才勉強有安全的財務空間招聘人力，做管理版面和公關工作。
儘管「廠商業配」的內容置入性行銷模式是另外一大收入來源，開闢了「精準分眾」的質感網紅路線，然而素人要憑藉拍片營造專業形象以至受到業配注目青睞，仍沒有想像中容易。
從2016年間就建立短片工作室的台灣製片師華森便向平面媒體透露：
YouTuber雖然正一步步侵蝕、取代著傳統娛樂產業，但燃燒自己卻像是唯一攻略。也不是沒想過要好好轉型，但龐大的發片量，如何像歌手用2年醞釀一次「再出發」？也不是沒想過拍好影片，但可有任何獎項鼓勵好作品？
無關獎金也不涉及對頻道內容品質的評價，Youtube官方為訂閱人數突破百萬的頻道主頒發象徵性的獎牌。（photo by YouTube Creators via Youtube）
麥特總結，網紅直播主是一個「燒肝」的短命職業。「在20來歲時你絕對可以做這種夢想，你有足夠精力、專注力本錢，能承受這種超長的工時、也沒有什麼家累的干擾，你還有友誼相對容易維持的朋友圈。」
但「少年得志」成名會讓人忽略以網紅作為「職業」有巨大的中年風險：不論是30歲後體能與健康的退化、江郎才盡、新鮮感消失，或成了「上有高堂、下有幼子」的中年夾心一族，或是朋友圈組織核心家庭，關係紐帶漸漸不如大學生年紀時緊密…，這些全部都可能威脅著網紅的心靈健康、財務安全，讓職涯甚至生命如流星般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