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故事「改編」的謊言 還是謊言嗎? (陳敦源)

陳敦源 / 政治大學公行系教授 2017/01/04 18:49 點閱 1462 次
「灣生回家」作者田中實加身分、學歷造假,讓紀錄片跟著捲進輿論風暴。(photo by youtube截圖)
「灣生回家」作者田中實加身分、學歷造假,讓紀錄片跟著捲進輿論風暴。(photo by youtube截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電影圈「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越來越多,這種「半真半假」的娛樂工業,印證了「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的說法。

但是,大家買票看戲,本來就有「被娛樂」的準備,與追尋真實的心態隔了一層薄薄的紗,再殘酷的戰爭場面,閱聽人還有能力自我安慰「那是假的,拍得真好」而自我抽離真實的殘酷。

可是,如果一部片子標上「紀錄片」,裡面可以有假的東西嗎?

可否假戲真做?

首先,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反過來的問題:「如果娛樂電影中,有些場景確實是假戲真作,對演員或觀眾會有什麼影響?」前一陣子有個熱門新聞是關於1972年著名的電影「巴黎最後探戈」,裡面的一場強暴戲是導演與男演員「合謀」的,女演員是在事先不知情下的真強暴被紀錄下來(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2040054-1.aspx),我相信,包括這位女演員與觀眾,沒有人聽到會高興的,但是導演卻說:「我希望她的反應像個女生,而非女演員。」

再者,真實的紀錄片中,到底可否有假的東西?老實說,大家都知道,紀錄片有導演的主觀認知,而紀錄片只是一種「藝術形式」而已,依照學院派知識生產的標準來檢視,是太過嚴苛了些。

美國紀錄片協會網站上有一篇專論這樣說:「在電影界有一個諺語:『每一個剪接就是一個謊言』,因此,紀錄片製作本身就是一個弔詭:『在一個刻意建構的繁複謊言結構上揭開真相』,真的是這樣嗎?」(There's the maxim in moviemaking that "every cut is a lie," therefore documentary filmmaking is essentially a paradox: an unspooling of truth built on a careful pyramid of intricate lies. Or is it? 請參:http://www.documentary.org/magazine/where-truth-lies-or-not)

「灣生」符合政治現況

「灣生造假」這個事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它所帶出政治與市場影響是真實的。台灣政治衝突背後如果是兩種政治認同的差異,去中國化的這一方,一直希望台灣社會在過去的事實與感情上能夠有一個替代的認同對象。

「灣生」的這部紀錄片在政治宣傳這一點上,就是填補了這個空缺,對應龍應台「大江大海」的中國認同鄉愁,灣生的確是一個符合政治現況的生產。

當然,更真實的東西,應該就是很難賺錢的紀錄片市場,因為灣生一片的流行,產生一點點「不會賠太多」的喜悅,目前台灣影視出版業一片悲觀蕭條的大勢中,灣生不論在政治上或是社會影響上都是一個不錯的投資標的,因此,這次不論出版社老闆或是相關的影片導演出來說話,基本上完全切割的口吻是不會出現的,因為這些有市場腦袋的文化人,弔詭地需要更多類似「灣生」的題材才能翻身呀!

操控與真相

最後,我認為,民主政治需要說理的環境,是容不下謊言的,但是,作為一個真實的人我們的理性都是受限的,因此,政治中的個人需要一種對環境主觀的「操控」(manipulation),可以越過龐雜耗時的真實探索而讓困難的決定變得很簡單,這樣,人們需要強化主觀意識的知識,而不是真實,在這一點上,我太喜歡1992年一部名為「軍官與魔鬼」(A Few Good Men)的經典對話:

檢察官:「...我要真相!」

被告軍官:「你無法承受真相...(You can not handle the truth.)」

一個人如果全然說謊,我會說她或他是真的,因為,他/她很誠實地說謊;但是,世間最可惡但也最可信的謊言就是「以假亂真,虛虛實實,以虛避實,用假行惡」,但最關鍵的真實是,我們還會流淚,也會打開錢包或充滿希望地投票,而對於操控者而言,這就是一種真實的成功,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