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舉除關注在兩岸政治定位，家庭與人權儼然已藉上個月底同志大遊行，發酵為另一個有關青少年可以合意性交的子議題。
2015台灣同志遊行設定了「年齡不設限－解放暗櫃・青春自主」主題，6個路線前導車中的藍色路線的「人民民主陣線貧窮同志參政團」，提出「廢除刑法227」，引發重大社會爭議。
網路上一些投書已經清楚釐清，廢除刑法227條將使現下「年滿7歲到16歲的兒童／青少年」的合意性交無法可管，讓他們身心仍處於發展階段時，陷入被引誘發生性關係的風險。
許多主張廢除刑227者，將之稱為「兩小無猜」條款，但「台灣展翅協會秘書長」李麗芬引用其機構輔導實務經驗投書指出，兩造均為未滿16歲的「表面合意性關係」，常有更深一層的隱性次文化脈絡，如同儕壓力等等。
不少相關社工指出，實務上兩小無猜會鬧上法院，往往是因為「未成年懷孕」的狀況出現，才會升級為雙方家族爭議，但即使如此，法院多半不是判緩，就是雙邊調解，看是讓孩子們成婚當小爸爸小媽媽、女方父母拿遮羞費帶女兒去墮胎、或女方生下孩子交由社福機構出養等三種結果擇一。
李麗芬文中也說道，
「通常兩小案若父母提告會先進行調解，調解常見的結果就是男方父母必須賠償金錢給女方父母，而一旦調解不成進到少年法院，也時常看到法官判男生予以訓誡，女生則必須接受輔導教育等無性平觀的裁定。」
因此她不建議廢刑227，改而建議以「持續交往的關係」為兩小無猜認定的除罪標準。
此外在近來爭議脈絡下，紛有社工羅列當前法令有關於未成年性交案例的通報規定，及教牧輔導工作者投書，都向大眾再次釐清了只要修改「通報系統」，就能第一步改善以刑法處理「兩小無猜」抓錯用神的狀況；此事若以「廢刑227」作為訴求，大有讓參與同志遊行的諸政黨代表，一同淌政治渾水之嫌。
台灣同志遊行一直以來重大的弔詭，就是它在統計造勢時總是將人數加總在一起算，但當外界用主題審視上街者的訴求和立場時，又希望能被切割清清楚楚他們是「合而不同的存在」。事實上，同志遊行同樣的問題已在2013年把「娛樂用藥」訴求搬上台面後，引起性解放運動內部的路線激辯，但最後仍然是為了反抗所謂道德威權，使得同舟共濟鬥陣相挺的意見蔚為主流。
然而如果鬥陣相挺的培力動機是實話、遊行效果創造出「將近8萬人共挺這些標語上的訴求」也是圈外大眾所接收到的觀感，那麼當訴求禁不起檢視時，整場運動沒有意願自我規範，自然也是事實。我們可以問的是：「包容」這項價值是否大到神聖不可侵犯，以致僅是說出「我反對」，都成了運動中一種道德污名？我們可以接受「2300萬人出來投票，表達對不同政見的支持」，但我們很難理解「8萬人響應一個遊行的主訴求，其實是要說他們並不都同意這場遊行的主訴求。
在2015同志大遊行的爭議聲中，多日前已有數個家長與兒權團體召開記者會聯聲反對廢刑227。有趣的是，在該記者會現場，「人民民主陣線」代表也現身「討論」。在日前媒體投書中，該團體合理地指出「選擇用入罪來處理未成年人的性，反映社會無能直接面對性議題」，然而當家長質疑如何讓7歲孩童正確地行使性自主權，該團體代表卻膽敢說「我會跟小孩一起學習、會教」。
該投書不但引起逆評如潮，也有臉書頭像為彩虹色格的論者在下方回應：
[台灣]至少得推動十年甚至以上的兒童性教育，怎麼可能喊個口號說廢就廢？
「人民民主陣線」對於實際配套措施以及廢法後的連帶問題，都秉持著「請大家幫我們討論」的態度，實在難以服眾。
至於社會大眾間，更多的疑慮則在於同運、性權、性教育的許多變革訴求，是否出自於一種「即時行樂、不顧未來」的思考？
以「反撙節」立場聞名於世的經濟學者凱因斯有句名言：「在長遠的未來，我們都早已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對此，英國的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2013年在加州一場研討會上不顧政治正確地指出，有同性性傾向的凱因斯沒有孩子，這才讓他的經濟學可以如此不關心下一代和未來。
事實上，不論我們的性傾向如何，「短視」都必須被視為共同體延續的大敵；負責任的民主政治家更不能只是為了選票討好當下的多數，而是應當把對未來的願景當作自己的政策關鍵字。
「民陣」希望掀起「廢刑227」的訴求，能幫助討論台灣要如何有效地面對未成年人的性，發展出務實並能真正照顧底邊弱勢的性政策，但筆者相信在兒權問題上，對孩子的成長付出最多心力和資源、也因此最有資格對廢刑227話事的當是家長。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了較開放的性別政策後，紐約市立大學早期發展心理學家李寇納（Thomas Lickona）博士受訪直言（youtu.be/iVTxlnx6Ow0?t=11m3s），從各種有效統計標準來看，過早享有活躍的性生活，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有害無益。另一位研究「全面性教育」的權威柯比（Douglas Kirby）更表示，要「降低少女懷孕、染性病率」，各種性教育都不如「貞潔教育」來得一針見血。
人類文明將相對安全與低成本的避孕方式普及化，不過半世紀的時間，這段期間與「繁衍」掛勾的性倫理常規已經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傳統家庭結構受到在第一線最大的衝擊，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他們仍是兒少的法定監護人，有人卻想消滅他們保護孩子身心福祉的武器。
無怪乎他們的憂慮逐漸化為一種實質參與公共政策的力量；若說在2014五都開完票的「後馬新局」揭櫫了台灣要直面崛起的中國，那麼在「廢刑227」一個劍走偏鋒的訴求居然被不同第三勢力政黨乃至藍綠聚焦2016的背後，其意義乃是「同運終將直面家長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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