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在報刊或者評論節目上看到評論者大辣辣地丟下一句話，「XXX雙重標準」、「XXX雙重道德標準」，這句話的威力可比重磅炸彈，往往轟得對方丟盔棄甲，又或者臉紅脖子粗地與之爭辯，我們作為旁觀者，進而同理開砲者，推而鄙夷受批者。
近期典型的例子是「為何藍軍不批評前副總統連戰去參加閱兵，卻猛劈前總統李登輝的日本祖國論，哼，雙重標準！」、「為何情色雜誌可以上架，波多野悠遊卡三大超商卻拒賣，哼！雙重道德標準。」我們心中暗暗覺得，的確這些人偽善了，人心日漸沉淪，豈能不呼籲道德重整。
【肯定人是理性的】
且慢，真的如此嗎？這個世界真的如此墮落、殘敗嗎？經濟學雖然號稱是悲觀的學科，但這門學科對人性可是有信心多了，經濟學者們，不論左派右派中間派，大多相信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那就是「人是理性的！」簡單地說，人就是大塊麵包跟小塊麵包相比，會挑大塊的，一個人如果喜歡麵包大於蛋糕更大於米飯，麵包跟米飯讓他挑，他不會挑米飯的，這樣的偏好是穩定的，不容易說變就變的。
理解這個社會本質有兩條途徑，第一條，就是名嘴途徑，簡單介紹就是如同電視名嘴選擇一個A標準（不管是不是受評者宣稱），看受評者處理事物時符不符合A，符合了，看他處理另一件事情，符不符合。一旦不符合，那就可以大罵特罵：「雙重標準」了。
【同理心途徑】
第二條途徑，就是同理途徑，當我們發現受評者行為不是那麼好理解，甚至跟我們期待有出入時，首先，我們必須確信「他是理性的，」接著我們嘗試設身處地，替他想想為何，他為何這樣做。
二者有沒有相同的判斷，一般而言我們會找到一致的道理（姑且稱之B準則），這時大多可以判斷出來，「喔！原來這才是這個受評者真的在判斷事物的標準，」此時，我們知道，原來這才是當事者真心在乎的事情，史學大師陳寅恪稱之為「理解之同情」，或被稱為「同情性的理解。」
回到前頭的例子，三大超商是不是採取「雙重道德標準」呢？，我們在思考時，我們想想在接受情色刊物上架與拒絕販售波多野卡有什麼共同準則？我們發現到情色刊物之於某一部分的人有剛性需求，剛性需求可以取得較高利潤，只要滿足了這一部份消費者需求，倘若沒有引起外界注意，將可以增加公司獲利，同時成本甚低。
販售悠遊卡對三大超商而言，由於代售公營商品性質，偏向服務，利潤有限，在此次波多野卡風波，屬於短期爆衝的輿論風暴，對於三大超商屬於形象損失無法準確評估的公關危機，同時更因為超商與消費者直接接觸，容易成為象徵性抗爭對象，在收益低，而風險高又無法準確評估之下，三大超商的標準是相當齊一而合理的。
我們可以確信在超商心中的判斷標準，絕非「封面人物的事業線長度」而是「成本效益分析。」
【分析成本效益】
同理，那些政治要角罵李登輝（例如洪秀柱罵他老番顛）而不批連戰，並非雙重標準，而是罵李可以創造巨大政治利益（鞏固在深藍票源），但罵連戰則不然，一來可到爭取的票源有限。
同時洪營與連系有相當淵源，初選之後也未曾切割，此時也只能含糊以「連主席心中自有一把尺」以對，當前如果洪陣營民調已經到了可威脅對手的30%以上，相信洪一定會加大對連批評力度，爭取邊際的泛藍選民。
類推其他藍營政治人物在批評赴中國閱兵者的扭捏姿態，大抵可以如是歡，郝柏村痛批「退將如果去閱兵不如不領退休俸」的強硬批評恰巧可以當反面例證，相信如果不是公子郝龍斌在基隆立委在泛藍選情頗有競爭力，其批評力度也將會有所收斂。「家國意識」同樣不是標準，「成本效益分析」才是。
但我們必須誠實認知，道德過去可以當成優先價值，但在當代只是輔助判斷的一種「工具」，相反的，「成本效益分析」才是主要的工具、標準。政客的成本效益看選票，超商的成本效益看「利潤」。而成本效益分析正是經濟學分析的最重要核心。
前述兩大分析途徑皆是理解這個世界的方法，你採取哪一個？名嘴採取名嘴途徑，可以賺到通告費，因為罵人就是他們的天職，企圖透過他們說法更進一步貼近新聞事件真相的閱聽者，你們有通告費嗎？還是你們要的不是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