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投資,都以製造業的硬體直接投資為主,而鎖國經濟之後,社會民粹的「仇富反商」愈發走上「義和團手段方式」。(photo by wikipedia)](/system/assets/images/000/018/399/big/%E5%89%8D%E6%9C%9F%E7%9A%84%E6%8A%95%E8%B3%87%EF%BC%8C%E9%83%BD%E4%BB%A5%E8%A3%BD%E9%80%A0%E6%A5%AD%E7%9A%84%E7%A1%AC%E9%AB%94%E7%9B%B4%E6%8E%A5%E6%8A%95%E8%B3%87%E7%82%BA%E4%B8%BB%EF%BC%8C%E8%80%8C%E9%8E%96%E5%9C%8B%E7%B6%93%E6%BF%9F%E4%B9%8B%E5%BE%8C%EF%BC%8C%E7%A4%BE%E6%9C%83%E6%B0%91%E7%B2%B9%E7%9A%84%E3%80%8C%E4%BB%87%E5%AF%8C%E5%8F%8D%E5%95%86%E3%80%8D%E6%84%88%E7%99%BC%E8%B5%B0%E4%B8%8A%E3%80%8C%E7%BE%A9%E5%92%8C%E5%9C%98%E6%89%8B%E6%AE%B5%E6%96%B9%E5%BC%8F%E3%80%8D%E3%80%82photo_by_wikipedia.jpg?1434330310)
《聯合報》焦點新聞談政府、企業、外資、國營事業「四大咖」縮手所造成的「台灣投資大荒旱危機」,主要變數是,整個國家經濟動能來源的投資、消費及出口部門大熄火,造成台灣投資吸引力與對外競爭力俱降,嚴重的是,正當近鄰幾個重要競爭勁敵,南韓與中國,猶在快速轉型、升級繁榮之時,台灣未來處境堪憂。
【公共投資是關鍵】
造成台灣投資大荒旱現象的兩大禍首,一是政府公共投資,一是民間工商業直接投資,前者乃主觀意識型態軟弱,後者則是客觀情境條件敗壞所造成。
在台灣經濟發展66年的前3分之1時間,政府公共投資支出一直是改造國內投資消費環境的最重要推手,塑造了「台灣奇蹟成就」的溫床。在孫運璿內閣及之前時代,政府公共支出42至45%以上配置運用於「公共投資」,只有9至15%是「社會福利支出」,政府公共投資支出總維持在8,500至9,000億元。
但是,到2000年陳水扁政府主政後,「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支出」已銳減至不到11%的超低水準(相對於其他先進社會更是驚人偏低),最近幾年經常每年不到1,000億元之「羞澀水準」,但「廣義社會福利支出」則高逾46.6%以上,成為典型「福利國家」,公共建設支出。依此情形,政府投資在台灣再也發揮不了「營商環境改善」及「民間投資消費促進」的任何作用了。
【民間投資遞減】
1987年解嚴開放之後,民間部門。
工商企業的基本投資模式,一直都維持國內投資平均占80%以上,境外投資平均占20%以下之樣態,但是,自從2000年「鎖國政策」以來,此一模式乃逆轉丕變,成為境外投資超過75%以上,而國內投資則僅剩下20%不到水準。
另一大轉變是,前期的投資,都以製造業的硬體直接投資為主,而鎖國經濟之後,一方面,社會民粹的「仇富反商」愈發走上「義和團手段方式」,對富及商的投資行為,構成莫大寒蟬效應,民間資本致使外移,就是從「直接投資」轉向「間接投資」(轉進證券市場,用錢賺錢,不再用經營事業賺錢!)
這就是整個台灣經濟步步邁進「投資大荒旱危機」死胡同之路的原因。
讓「國民資金」參與國內投資與消費,一時要用「思想改造」方式立即扭轉「仇富反商」意識形態及社會民粹主張,恐非一樁太過容易之舉。
【改變仇富反商情結】
但是立即矯正政府驅趕資金外流的稅制措施作為,特別是,最傷害資本市場的證所稅,予以取消或停徵,應該可使國內資金馬上「止逃回流」,至於奢侈稅及豪宅稅之喊停或回併正常稅項,減少「投資外逃」及「消費外逃」,應皆有益於「投資台灣」動能的提高。
至於為達成「社會公平正義」所引申的環保回饋、勞動成本倍增以至健保福利外加捐費等,也使台灣「營商成本」從30年前的15%以下,漲升到今天超過42%以上,相較亞太區域經濟社會普遍顯著「超荷」的企業負擔現象,倘若也能在馬政府最後一年時間內,予以扭轉回正,其積極效果也應該會是顯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