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因自由而文明

陳清泉 / 文字工作者 2014/01/19 19:22 點閱 2079 次
王文霞教授在成大校務會議上,針對該校「南榕廣場」命名議案,在發言時將鄭南榕比喻為「伊斯蘭炸彈客」一事,引發社會熱議。(Photo by matrixYang on Flickr – u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王文霞教授在成大校務會議上,針對該校「南榕廣場」命名議案,在發言時將鄭南榕比喻為「伊斯蘭炸彈客」一事,引發社會熱議。(Photo by matrixYang on Flickr – u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王文霞教授在成大校務會議上,針對該校「南榕廣場」命名議案,在發言時將鄭南榕比喻為「伊斯蘭炸彈客」一事,引發社會熱議。施明德控訴此語不僅羞辱民主烈士,更進一步撕裂台灣。隨後,王教授為發言引起社會紛擾,發表聲明稿正式道歉,然而,庶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鄭南榕?

【南榕之死是殉道】
鄭南榕之死的根本意義,是為堅持言論自由的信仰而「殉道」,是為彰顯「不自由,毋寧死」價值觀而不畏死,但是,用「伊斯蘭炸彈客」或是「烈士」界定鄭南榕,前者有污名化的嫌疑,後者也不是一個正確的稱呼。

烈士有兩種定義,第一是指堅貞不屈的剛烈之士,如「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第二是指有志建立功業的人,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當年鄭南榕選擇走向死亡,既不是「白刃交於前」,更不是為建立俗世意義的「功業」。

一般人所理解的烈士典型,應該就是參與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事業,在起義中失敗、被捕,寫下感人肺腑之〈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其勇氣與義行當然值得尊敬,但是,他的死亡是由他人所決定。儘管林覺民並不畏懼死亡,但他並未主動選擇死亡,而是被迫死亡。與此相對,鄭南榕當年是主動走向死亡。

他違反黨國體制律法,如果他不選擇自焚,那麼他會被捕,被判刑,被監禁,但還不至於被處死,甚至連無期徒刑也談不上。只要鄭南榕願意,他可以活著成為受刑人,然後在民主化之後走出監獄,接受人們的尊敬。

【積極尋死以求自由】
至於將伊斯蘭的「炸彈客」套用在鄭南榕身上,著實教人太沈重,恐怕也玷污了穆斯林。如果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鄭南榕之死,更能突顯以「烈士」尊崇鄭南榕的死或是類比伊斯蘭「炸彈客」污名的不恰當。

聖經「大衛的詩」:「我雖然行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篇23篇)這首詩的重點是拒絕邪惡並對死亡無所畏懼。鄭南榕正是因為堅定言論自由的信仰,拒絕向黨國體制的邪惡低頭,也因此對死亡無所畏懼,故而選擇主動走向死亡。

鄭南榕這樣的自由鬥士,在台灣史上並不多見。鄭南榕的殉死,彰顯的是一個自由人不屈服於專制的人格。他的死亡是積極的死亡,他不僅追求政治制度上外在形式的自由,而且願意用生命來捍衛人類的內面自由。

【應重視犧牲的意義】
這一類自由人格對自由的堅持與犧牲,是人類歷史所以進步的根本動力,也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篇章。鄭南榕當年為了追求自由民主而犧牲,而自焚,並未製造任何恐懼,怎麼能夠將之類比為炸彈客。在台灣,民眾可以擁抱中國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卻為何不能擁抱鄭南榕?

「一個國家並不是由於土地肥沃,而是由於自由,才被認為是文明的」,在文明的國度裡,我們雖不同意王文霞教授的觀點,但是,卻必須尊重她說話的權利,這就是當年鄭南榕所追求的言論自由。

而今,在鄭南榕殉死25年後,台灣已經實現基本民主,並在制度面上確保著個人最基本的自由,鄭南榕是標示台灣爭取言論自由的一頁重要篇章,面對這段歷史,除了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並界定「自由」的真諦之外,更應該嚴肅地重新評價鄭南榕,以彰顯其為言論自由而殉道的意義,在於讓台灣邁向自由人的共同體的歷史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