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師大女足抽血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震盪,絕不僅是一起單純的教師不當指導或教學管理失當問題,而是一面照妖鏡,照見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中潛藏已久的權力失衡、體制縱容與教育價值的敗壞。
這起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整個制度與文化對「權威」的默許與對「學生」的忽視。
學生默許權威
事件本身令人震驚,女足學生指控教練強迫球員參與人體實驗,內容包括連續十四天、每日三次抽血,否則不給學分。這種做法既違反研究倫理,也可能違反法律規定。但更令人憤怒的,是當事件爆發後,校方最初的應對態度,竟是拖延、掩蓋、與輕描淡寫,直到輿論壓力排山倒海而來,才有了記者會與道歉。
可惜道歉未必代表真相,誠意也掩蓋不了責任。一場記者會有「有道歉,沒真相」,面對外界質疑,校方與涉事教練並未清楚交代關鍵細節,而是選擇情緒性道歉與閃躲式說明,讓人無法釋疑,也無從原諒。
師生處在「密室」狀態
最令人心寒的,是這並非個案。在類似案件中,權威角色常以「學術自由」、「教育現場特殊性」、「老師的善意」等話術,模糊問題本質,甚至將責任合理化。台灣各大學的師生關係長期處於「密室狀態」,例如研究所指導教授權力過大,缺乏制衡機制,學生無法對抗,也無處申訴。這種結構性不對等,是「制度性壓迫」的溫床。
回顧過往案例,如輔大夏林清事件、甚至教育部次長葉丙成被指控洩露性平案當事人資訊,我們看到的都是同一個問題,當教育權力結合社會地位與政治資源,一旦出現違失,不是優先保護弱者、查明真相,而是啟動保護體制的機制,合理化加害者、抹去受害者。制度沒有站在學生這邊,學生就只剩社群媒體與輿論可依靠。
吹哨者退出焦點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本案中,揭發真相的吹哨者簡奇陞選擇「下台一鞠躬」,公開宣布退出焦點、拒絕再接受採訪。這不是勝利的姿態,而是一種疲憊與無奈。當真相被敷衍,當體制未改,所謂的正義只是表象。
更可議的是「大學自治」成了掩飾責任的遮羞布。當教育部表達對師大教評會未解聘教練的不滿時,竟遭質疑干預大學自治。但真正的問題是當「自治」變成「自保」,當校內教評機制沒有外部監督,這樣的自治其實只是內部人自我保護的機制。不是保護教育價值,而是保護位置、保護利益。
這起事件,也暴露出台灣高教體制長期缺乏對「倫理」與「人權」的重視。人體試驗本該有完整知情同意程序,學術研究本應以尊重參與者為前提,但在這裡,學生的「同意」竟以「給不給學分」作為交換條件,這已不是倫理失守,而是以教育之名行權力霸凌之實。更糟的是,這一切進行多年而無人糾正,可見整個體系的麻痺與共犯結構。
學生不是實驗材料
教育不該是壓迫的場所,學生不是研究的資源、不是實驗材料、更不是為學分必須犧牲一些代價。他們是教育的主體,是未來社會的核心。當我們還在為「學生被強迫抽血是否構成強制罪」爭辯法律細節時,更重要的反思是為何學生不敢說不?以及為何學生說了,卻無人理會?
台灣社會不能再用「一場記者會」、「一次道歉」就輕輕放過制度的錯。教育部若真要建立正義,就不該只是對外發表譴責,而應啟動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實施外部監督機制,強化校園研究倫理審查與透明通報流程,甚至要設置獨立的學生保護機構,讓每一位面對權力霸凌的學生知道社會是站在他們這一邊。
這起抽血案不是結束,而應成為起點。我們不能只讓「大人們」一邊道歉、一邊繼續遮掩真相。我們要的不是「善意的壓迫」,而是「制度的正義」。唯有誠實面對體制問題,才能真正重建教育的信任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