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例外，和平與妥協才是常態；但如果我們在意繁榮、平等與正義，就必須關心戰爭。研究全球暴力衝突的頂尖專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布拉特曼，運用賽局理論和社會心理學觀點，精采剖析了戰爭的根源，以及通往和平之路。
布拉特曼從幫派械鬥、內戰的角度切入，再談到國家之間的戰爭，他歸納出引發戰爭的五大根源：不受約制的領導人與私利、追求榮耀與意識型態的無形誘因、對於相對實力與詐唬能力的不確定性、欠缺互信基礎的承諾、以及錯誤感知（過度自信、錯誤投射、錯誤解讀）。
布拉特曼旁徵博引許多歷史事件與國際案例，告訴我們如何辨識這五大戰爭邏輯，並提出四種方式來反制這五種崩解：一、維繫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的相互依存關係。二、發展多中心式的制衡力量。三、建立規則制訂與執行機制，來協助各群體合作。四、介入措施，包括威懾懲罰、執行協議、引導調停、文明教化、以利誘之。
《孫子兵法》說得好：「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在戰爭到來之前，開車橫越烏干達北部，會經過乾燥的塵灰土路，穿過一里又一里高過人頭的搖曳高草。長長的草稈見雨就綠，不見雨則枯黃，在乾燥平原上如浪波動，無邊無際，只穿插著零星的商站或牧場。
大多數阿喬利家庭都以農牧為業，住的是成群的小圓屋，有著平滑的泥牆和錐狀的茅草屋頂，周圍是玉米田和放牛地。烏干達的這個地區叫作阿喬利蘭，曾經牛比人還多。當時一定很美。
到了我來到該國北部的時候，草都還在，但牛群、作物和如畫的小屋早就沒了。內戰已經肆虐將近二十年。對於叛黨和烏干達軍隊的恐懼，迫使那些家庭離開他們荒草蔓延的空蕩土地，將近兩百萬人進入僅只幾英里外的密集營地。
未曾想過會去的地方
營地裡擠滿了同樣的圓形褐色房屋，有著同樣的茅草屋頂。但此時這裡有的，不是田園宅地挨著綠意和牲畜，而是成千上萬的小屋排列在褐色裸地上，不但被烈日烘烤，而且逼仄到你得俯身，才能在屋簷之間穿行。這是絕望之地。
政府把人從鄉間清走，趕進這些骯髒的聚落。這讓士兵更容易追捕叛黨，也讓起事者更難竊取食物和物資。這是一種經典的平叛策略，卻也是一種戰爭罪行，因為它剝奪了數百萬人的生計和自由。
這些家庭被禁止耕作附近的土地，只靠聯合國每星期運來的一袋袋豆類和麵粉，勉強生存。他們小屋的門都是用亮晃晃的馬口鐵罐錘平做成的，上頭都標示著「精煉植物油。非供出售或交易。美國人民贈。」
這不是我想過會去的地方。當年我三十歲，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博士生。過去，經濟學家才不會到活躍戰區和難民營晃蕩。我的論文審查委員異口同聲說：「別去。」然而，我還是到了這裡。我問過我自己，我是在做什麼？
烏干達的騙子
你也知道，我的學術圈子關心所得及其擴增，甚於一切。一開始正是這種執迷，讓我來到東非，在奈洛比研究產業和經濟成長，奈洛比是距離烏干達北部有幾百英里遠的和平城市，肯亞的首都。
烏干達北部的那場戰爭規模小、範圍有限、距離又遠，因此可以忽略。這意味著，當時我就像那座繁華首都的幾百萬人一樣，做著我的工作，幾乎沒覺察到附近的悲劇。直到某一天，有個騙子趁著午餐跟我攀談。
當他轉移我的注意力，他的搭檔就拿走我的背包和筆電等等。所以我在網咖度過剩下的旅程，用肯亞那冰河般的撥接網速工作。要是再讓我遇到那個騙子，我欠他一個感激的擁抱。
安妮給了一個機會
撥接意味著每封電郵都需要十分鐘，才能載入。在那些漫長的電子空檔裡，沒有太多事情可以做，所以自然會跟附近其他在電腦前發呆的人交談。有一天，我轉向我旁邊那個女生，然後我們就聊了起來。
珍妮剛從烏干達北部那場被忽略的戰爭中工作回來。身兼人道工作者和心理學博士生的她，滿腹狐疑盯著我看。當時我穿著正裝。在非洲，身穿正裝的西方人很少帶來什麼好事。但是，我看起來好像對那場戰爭感興趣，而且知道正在發生些什麼事情，那就勝過大多數她所遇過的人。所以她給了我一個機會。
幾個月後，我跟著她行進在烏干達北部乾燥的塵灰道路，除了驚嘆於那一里又一里的無邊草地，也希望叛軍小隊不會突然出現。我之所以會去，主要是因為我喜歡珍妮（這點我承認），但是我們也有相同的志向。
合作調查戰爭暴力
經過幾十年的衝突，沒有人知道暴力對那些流離、挨槍和被徵的年輕男女所造成的真實傷害。珍妮瞭解戰爭和暴力所造成的心理傷害，而我懂經濟學、調查和統計。我們聯手合作。
我們雇了一支在地團隊，花上往後兩年，調查被交戰影響到的人。我們的研究，努力要給那般野蠻傷害標上一些具體數字、發掘能幫上忙的方案、並測試什麼有效。衝突的殘酷代價隨處可見。而我們是鬱悶的會計師。
當時我還沒愛上她，但在烏干達北部待了一個月之後，我就進展順利了。我們一塊展開專案、一塊寫論文、畢業，一塊在耶魯大學找到第一份工作。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結婚十五年，而且合作發表了一長串的論文。然而，我們最重要的協作，是一個十一歲女孩和一個九歲的男孩。
免於暴力的自由
那次撥接上網的偶遇，也改變了我的生涯。在烏干達北部，我瞭解到比我所想像過更野蠻、更令人難受的暴力。我遇到的年輕男女給我講了一個個故事，可怕到讓我甚至不想試著詳述。我無法還他們一個公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為情緒折磨的幾個月，到頭來使我重新思考一切。
在那裡，以及在往後幾年裡，我瞭解到一個社會的成功並不僅在於擴張其財富，而是在於不會有叛軍團體奴役你的十一歲女兒當妻子，在於坐在你家門前不用擔心行車槍擊和流彈，在於能夠去找警察、法院或市長爭取某種正義表象，在於政府永遠不可以把你趕出自家土地又關進集中營。這是經濟學家沈恩所稱的「自由即發展」。很難想像，有什麼比免於暴力的自由更重要的了。
事實上，交戰也使我們貧窮。沒有什麼會像戰爭衝突那樣，摧殘社會進步的果實──壓垮經濟、摧毀基礎建設，或害死、弄殘、重挫一整代人。戰爭也以間接方式破壞經濟成長。當預期會有炸彈攻擊、種族清洗、或恣意司法，大多數人和企業不會去做那些通往發展的基本事情；他們不會專注從事任務、貿易、投資，也不會發展新的技術和想法。
和平中相互厭惡
經濟學家兼道德哲學家亞當．斯密早在兩個半世紀前就已預言：「要使國家從最低的蠻野達到最高程度的富裕，所需無他，」亞當．斯密在1755年寫道：「只需要和平、合宜的稅制、以及尚可的司法。」很顯然，如果我關心繁榮、平權和正義，就得關心戰爭。
事實是，就連最苦大仇深的死敵也寧可在和平中相互厭惡。這點是很容易忘記的。我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確實發生的戰爭上，像是烏干達北部。新聞報導和歷史書籍也一樣，往往聚焦於出現過的一小撮暴力鬥爭。很少有人寫書在談那無數被避免的衝突。但是，就像醫學生不該只研究終末病人、卻忘了大多數人是健康的，我們也不能只看那些發生過的敵對行動。
不具代表性的看法
本書試圖將我們從那種不具代表性的看法拉出來，因為它並不真實。以族群和宗教暴力為例，政治學家清點了東歐、中亞、南亞和非洲之類地方的所有族群和宗派團體，一般認為騷亂和清洗在那些地方很流行。
他們數算有多少個配對靠近到可以相互競爭，然後檢視有多少個配對真的交戰。在非洲，他們數出來，每兩千件潛在的族群暴力，每年大約發生一件重大案例。在印度，他們發現，每千萬人每年不到一次騷亂，而死亡率頂多是每千萬人16人（美國大城市的兇殺案要比印度宗派騷亂造成的死亡人數，高了一百倍）。即使這些表列相差很大，但很明顯的是，大多數群體，甚至是敵對群體，都是比鄰共存而不交戰。敵人之間寧可在和平中相互厭惡。
國際層級的研究
我們在國際層級上也看到了這一點。美國和蘇聯長期對抗，將歐洲（甚至全世界）一分為二，卻未相互核攻。巴基斯坦和印度長久對峙，南北韓國走進死胡同，而南海也陷入僵局。法國和英國一發現非洲殖民地可能為獨立而戰，就匆忙但和平的退場，而蘇聯撤出東歐也是非暴力的。
再來就是有一個個社會因政治派別而撕裂、因階級和意識型態而憤怒和極化，但是仍在議會而非戰場上競爭。然而，不知怎的，我們往往忘了這些事件。我們寫出一本本大部頭在談重大戰爭，卻忽略那些寧靜的和平。我們很關注血腥的場面、最突出的事件；同時間，較為寧靜的妥協時刻卻從記憶中溜走。
如此聚焦於失敗，是一種選擇偏差，是一種我們大家都容易犯的邏輯差錯。這種錯誤有兩個重大後果。一是我們誇大了我們交戰得多厲害。你開始聽到諸如「這世界充滿了衝突」或「人類的自然狀態是戰爭」，或「某些強權之間的武裝對抗在所難免」之類的話。但是，那些表述都不是真的。
無可避免的結果
然而，忽略了所有被避免掉的衝突，會帶來第二種更大的傷害；我們把戰爭的根源和通往和平的道路全都搞錯了。
當人們聚焦於和平失敗的那些時候，並追溯情勢和事件去找尋原因，他們往往會找到一種大家都熟悉的組合：有缺陷的領導人、歷史性的不義、可怕的貧窮、憤怒的青年男性、便宜的武器和災難性的事件。戰爭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但是，這忽視了衝突被避免的那些時候。如果人們也檢視對頭之間並未交戰的那些時候，就會看到很多相同的先行條件。所有這些所謂的戰爭原因都很稀鬆平常。持久暴力則不然。失敗和成功裡都看得到的東西，很可能並不是戰爭的根源。(宇欽/輯)
《戰爭為何發生：戰爭的五大根源，以及通往和平之路》
作者：布拉特曼
出版社：天下文化
其他書訊：
《人類每天都在幹嘛？》
作者：崔珍英
出版社：鯨嶼文化
韓國知名女插畫家、「塗鴉有益健康」版主崔珍英，用貓的視野挖掘出難以理解的人類行為：嘴裡說忙得要死，卻還躺著滑手機……徘徊於緊張和放鬆兩個極端，人類沒有中間值。反覆強調「只要做就能做得很好，只是不做而已」，開始工作需要預熱很長的時間，對只想躺下的想法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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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論語：耶穌談話全紀錄》
作者：姚錦燊
出版社：真哪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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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切入點，便是假借漢代人民來到巴勒斯坦，或有機會遇上耶穌作個歷史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