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會認為，人會始終追隨利益，不論是自己或他人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宣稱，「人的理性會勝過一切」，然而，你卻能很輕易想起自己其實也做過某些惡意行為。但如果既損人又不利己，為什麼我們還是會去做？行為的動機是什麼？目的為何？
這本書將從心理學、腦科學甚至基因的角度，分析人在心理學實驗所設計的賽局情境中會如何行事，藉此了解惡意其實是一把握在你我手中的雙面刃，可以是為了支配他人，也可以是為了反對他人的支配。
以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等例子，帶你看政治中的惡意，人民是否從中為自己爭了一口氣。
脫歐是惡意作祟
在二○一六年的公民投票中，百分之五十二的英國公民選擇脫歐。歐洲政壇不少人視這是英國與歐洲雙輸的結果，而這凸顯出一種可能性，那就是至少一部分英國人投下脫歐票，只是惡意在作祟。在選前的拉票運作階段，留歐派的政治人物似乎已經察覺到這種惡意在抬頭。
不論是保守黨的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還是蘇格蘭國家黨黨魁妮可拉．司徒貞（Nicola Sturgeon），都表達了類似的疑慮，他們都擔心選民會利用脫歐公投表達對兩人的抗議。
媒體挑撥矛盾
某些選民的不滿情緒，並非只針對國內的政治人物。英國媒體常年有一套辦法挑撥民眾與歐洲政治人物的矛盾。「去你的，德洛爾」是一九九○年登在過某英國小報上的知名標題，其中德洛爾是出身法國的三屆歐洲委員會主席。這種出言不遜以及內文中的口無遮攔，表達的是英國民眾對德洛爾的不滿，主要是德洛爾提出的歐盟政策據稱會威脅到英國經濟。
透過投票去教訓被認定為菁英的英國與歐洲政治人物，無疑是當時的一大風向。留歐派為了不讓選情被這種風向一波帶走，選擇了訴諸選民的切身利益，他們猛打脫歐會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大衛．卡麥隆宣稱脫歐會「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埋下未爆彈」。財務大臣喬治．歐斯朋（George Osborne）反覆表示脫歐會導致失業與加稅。
留歐宣傳口號
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警告脫歐會造成英國陷入「技術性的衰退」。「更強大、更安全、更好過」是官方的留歐宣傳口號。凡此種種都在對選民強調，用脫歐來給菁英好看，會讓民眾自身付出高昂的代價。但結果如我們所見，英國人不是被嚇大的。
脫歐的選戰打法是使盡渾身解數去觸發民眾對留歐派的各種宿怨。首先，他們強調歐盟對英國種種不公平的做法。歐盟不准英國自定法律，然後讓「非民選的（歐盟）官僚」在布魯塞爾擅自決定英國的命運。
歐盟不讓英國控制自身的邊界，導致英國國內湧入大量移民，這當中有人性侵英國婦女，有人搶走他們的工作，有人濫用英國的健保資源。如我們所見，人一旦感覺到公平性的標準被破壞了，反支配的惡意就會推他們去讓犯事者付出代價，即便那會讓他們自身吃虧也在所不惜。
點燃反支配惡意
英國脫歐陣營不僅成功將歐盟塑造成不公不義的代表，點燃了民眾心中的反支配惡意，他們還給歐盟安上了一個褻瀆神聖價值的罪名—英國的獨立與光榮就是這樣一種無法妥協的價值。這是一代名相邱吉爾的英國，是邱吉爾在對納粹宣戰的演說中所言，在海灘上與登陸點上拒敵過的英國，是在平野與巷弄中與敵人奮戰過的英國，更是一個永不投降的英國。
還記得在公投宣傳期間，麥可．戈夫有句話說得一針見血，他說「這個國家的人已經受夠了專家」。這話完美傳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支配惡意。
選民陷入兩難
當踏進沒人打擾的圈選處後，脫歐派選民已經準備好了要展現惡意。部分選民會覺得陷入兩難：留歐能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但也會背叛神聖的英國價值，然後看著那些留歐派菁英小人得志，踩在英國自治的屍體上歡欣鼓舞。一旦觀感被塑造成這樣，有人會懷著惡意拒絕留歐，也就不奇怪了。
但也有可能根本沒有人投下脫歐票，是想看經濟因脫歐變壞，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人懷著惡意投票。關於這種不同意見我有點兩回應。一點是根據資料，另一點是根據心理學。根據資料，公投之前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小群人打算投下脫歐票，而這群人認為英國經濟會在脫歐後變差。百分之四打算投下脫歐票的人是這種想法。
這百分之四的人，固然是少數中的少數，卻也是對公投結果而言至為關鍵的少數。他們也讓我們看到惡意很重要的另外一面。很有可能，這一小撮選民重視「拿回主控權」甚於自身會蒙受的經濟損失。當歐洲政治人物形容 脫歐是雙輸局面時，他們指涉的是經濟上的後果。
低估付出的代價？
他們低估了自由在選民心中的價值與選民願意為此付出的代價。他們還低估了的是反支配情緒內含的歡愉，包括出口惡氣跟幸災樂禍的爽感。所以是在這百分之四的人心中，脫歐的非經濟利益壓過了其經濟代價囉？所以說不是因為惡意，而是利大於弊的自私結論讓這百分之四的人投下脫歐票囉？這會是個我們有辦法回答的問題嗎？
相對之下，我們可以認為如果經濟損失唯一的補償是幸災樂禍等情緒，那麼脫歐就是仍得付出高代價的惡意行為。我根據前面幾段討論所形成的看法，是至少某些脫歐票可以被形容為惡意。但話說到底，我們還是得回歸本書前言的那個問題：誰決定一項行為是否內含高代價，因此是惡意型的行為？
藥物的政治影響力
在繼續往下講之前，且讓我們沿已知的分支再往前延伸一點，思考一下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哪些東西有可以產生政治影響力的潛力。稍早我討論過血清素的增加會導致人較不願意自費去懲罰不公平的行為。考量到可以調整血清素的藥物已經在現代社會上無所不在，我們有理由去反思這些藥物內含的政治影響力。
先從最常見的藥物說起：一群被歸類為「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的抗憂鬱藥，包括百憂解（氟西汀）、樂復得（舍曲林），還有舒憂（西酞普蘭）。顧名思義，這類藥物都能增加人體的血清素濃度。
你沒想過的副作用
它們對嚴重憂鬱症患者的效果非常顯著。但平均而言，如果是用在輕度或中度的憂鬱症患者身上，那這些藥物的效果幾乎與安慰劑無異。有些這些藥物的使用者因此臨床效果不彰，但不好的副作用卻是一樣都沒少。這些副作用可以包括性功能障礙、情緒麻木與自殺傾向。但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副作用，是比較不想自費去抗議不公平？
如果是的話，那這些效果應該會普遍到可以造成顯著的社會影響。因為從二○一一到二○一四年間，美國有大約百分之十三的十二歲以上人口，曾在受訪的前一個月內使用過抗憂鬱藥在總人口有五千六百萬人的英國，二○一八年有七千一百萬張抗憂鬱藥的處方被開出。
抗憂鬱藥是否靠著提高人體血清素濃度，降低了人想使用惡意的意願，讓他們對不公平睜隻眼閉隻眼呢？這些藥物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否不光是那些表面上的副作用呢？(瑩霏/輯)
《惡意如何帶來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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