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返政大國關中心
一九九四年十月，政府高層突然派人邀請我重新回政大國關中心出任主任。據該人士告知，近幾年來在政治民主化、學術獨立化的潮流下，國關中心許多研究人員希望中心能實質併入政大，以提升中心之學術地位。
另外，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也影響了中心的政治生態。一九九三年，反對李登輝總統人士成立了新黨，國關中心一些研究人員加入，他們要求國關中心併入政大，以擺脫總統府對中心之控制。在這些情勢下，中心內部動盪不安，所以政府希望我能重回中心，穩定局面。
國關中心存亡
我對這個邀請非常遲疑。因為之所以到「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兼職，主要是為了要支付兒子在美國讀大學的學費，如回國關中心，即不便再在報系兼職，所以我向高層之機要表示婉謝之意。但當我這樣表示後，該機要告訴我說，我要是不願意回去，政府對這個單位可能將不再支持等語。一聽話中有玄機，好像是如果我不回去，政府對這個單位可能將撤手，甚至裁掉。
經過好幾天的天人交戰，覺得國關中心自一九五三年成立，已經有四十年歷史，如真的毀於一旦，會使國家失去一個重要的學術機構。為了替國家保留住這個機構，我最後決定接受邀請，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日，那天是我五十五歲生日，回中心第二度擔任主任，直到一九九九年三月離職，在中心又服務了四年四個月。
降二個職等歸屬政大
在這第二度任內，鑑於國內政局自解嚴後一直動盪不安、藍綠分明，而藍營內部又有派系之爭，為了該中心之長遠生存，不受政局影響，我決心將它正式併入政大，成為校內一個院級單位。
國關中心主任這個職位原本是十四職等，與政大校長同級，院長則為十二職等。為了向政大輸誠，我自動請降兩個職等。至於中心原有國際、中國大陸、國際共黨及經濟等四個研究組，將之改為第一研究所（歐美）、第二研究所（亞太）、第三研究所（中國大陸法律、政治）、第四研究所（中國大陸社會、經濟），使與政大其他研究所平行。政大方面覺得我非常有誠意，於一九九六年八月，經過校務會議，正式通過歸併。
完成改制的大業
另外，我為了日後主任完全由學者出任，不再由政府高層派任，特別在中心組織規程規定，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本校教授或研究員兼任之，如此一來，任何校外人士欲來擔任主任，除非通過校內聘任程序，先聘為教授或研究員，否則不能出任主任。
經過此一改制，確立了該中心為一完全學術機構，也保障了該中心此後不受政局變化，而能與政大同時長存，完成此一改制，算是我盡到對中心及國家的責任。
西元二○○○年政權輪替，二○○八年政權再度輪替，但託改制之福，國關中心一直未受政局輪替影響。我於一九九九年離職，其後歷任主任，除一位外，均由校內學者出身，而非由校外高層決定。該唯一例外人士，即因不符中心組織規定，任期不久即離職。
(待續)
作者簡介：
邵玉銘教授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在美國任教於聖母大學、馬里蘭大學、「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機構。在國內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並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與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校外公職包括行政院新聞局長、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為「美國在台協會」之對等單位）主任委員等職。
中英文著作數十種。中文著作包括《文學．政治．知識分子》、《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國史與國事》、《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留學之路》、《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等書。
英文著作包括《一個在華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等書：並在美國Foreign Affairs及英國The China Quarterly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名列「美國研究學者」、「國際亞洲研究學者」等名人錄。
本書簡介：
台、美、中三角關係如何在動態中平衡互利？兩岸之間台灣報紙、出版、廣電、電影與文化是如何解嚴的？在貼身幕僚眼中，蔣經國、李登輝、俞國華、李煥、郝柏村的領導風格有何不同？兩岸關係為何一直崎嶇難行、台灣政局為何一直混亂不安？
前後擔任二位總統（蔣經國、李登輝）、三位行政院長（俞國華、李煥、郝柏村）的發言人，前行政院新聞局長、公視董事長與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會主任委員的邵玉銘在本書對以上問題提出答案。
邵玉銘就近見證了政策的誕生與運行，許多公開或隱晦的縱橫捭闔，娓娓道來，毫不隱晦。
身為台灣大變局的參與人，在台灣社會、經濟、文化劇烈轉型的關鍵年代，邵玉銘總在政府記者會的麥克風前，發布或解釋重要的政策──解嚴、開放報禁，台灣從此揮別威權體制，走向華人民主與自由典範的試煉之路。
作者：邵玉銘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頁數：460頁 定價：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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