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為人性定調，跟我們想為所有學者的熱忱與動機純正作保證一樣，難度很高；不過，就像生活中決策需要定調，才能減降風險與簡化成本的考量。
不論我們願不願意，人們內心對於人性有某種定調，只不過那個基礎有可能隨生活經驗值而不斷改變，最終也可能是看甚麼人再來決定。
人性會變形
我認為不論從「性善」或是「性惡」的角度出發，我們都必須面對人性有變形的潛能，比方說，經濟學假設人是自利的，但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下，利他或良善的行為是可以預期的，因此我比較相信，與其定調人性，不如從組織理論的「動機」(motivation)來觀察人類行為，進而去討論制度設計與管理的問題。
在美國念書時我拜在James Johnson門下研習政治哲學，有次上課他提到美國著名哲學家戴維森的一個哲學「dogma」，他說，當人觀察到一件事（event）後又觀察到另一件事，除非它們背後的因果關係是一樣的(註)，不然我們不能說兩件事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對於事件中人善惡的判斷，也應該遵循這個原則。
人性是綜合性本質
另外，戴維森有一個類似John Rawls無知之幕的思考實驗，稱為「沼澤人」（Swampman），情境是他自己被雷打死，但是大自然複製了一個戴維森，他有戴維森所有的一且形體，這個人到底還是不是戴維森？他藉由這個思考實驗想聲稱，思想與意義無法存於真空，因此沼澤人不是戴維森！
最後，我們判斷人性如果缺乏上帝視角，就都需要從觀察到的行為回推人性的質地，那麼戴維森的哲學提醒就非常重要，這也是分析哲學在我們思考訓練的重要性所在；事實上，為何會有「邪惡的大善人」與「白色謊言」這些混合概念的出現，代表人無法離開環境而生，而人性就是一種綜合性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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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Davidson, D. (1969) ‘The Individuation of Events’, in Nicholas Rescher (ed.), Essays in Honor of Carl G. Hempel, Dordrecht: D. Rei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