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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牌下的真相》

醒報編輯 2021/10/20 09:05 點閱 575 次

你能想像現在的世界若沒有地址,外送或包裹如何送到我們手中?發生緊急事件又該如何趕往正確的地點?作者迪兒德芮‧麥斯葛要告訴你地址不僅僅是用來標示位置的工具,更成為權貴炫耀財富的方式、政府控制社會的利器、醫生追蹤傳染病的關鍵。

透過隨處可見的地址,引領我們思考背後的身分、階級、種族等社會議題。橫跨美、歐、非、亞各洲不同國家的門牌號碼,展現各地的文化和風俗民情。作者走訪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曼哈頓的繁華街區,以及聖路易斯的金恩博士大道等地,揭露了地址被發明的歷史、造成的影響及其背後代表的真相!

在一九九〇年代時,耶魯大學(Yale)教授史考特(James Scott)曾提筆將一個難題寫成書:為什麼國家總厭惡人民四處移動?

對人民所知甚少

遊牧民族、吉普賽人(gypsie)、愛爾蘭遊人(Irish Traveller)、貝都因人(Bedouin)、遊民、無家可歸者、逃亡奴隸等等,總是被「國家視為一根心頭刺」,國家企圖釘住這根刺但未必成功。隨著史考特的書寫進行,他意識到自己應該還要寫另一段故事,關於國家一開始是怎樣把人民釘住的。

史考特發現:「現代之前的國家在很多重要層面上,可以說是半瞎的。國家對於自己的子民以及人民的財富、地產、產量、所在地、身份等所知甚少。」用史考特的話來說,在瑪麗亞.特蕾莎的時代,十八世紀的歐洲國家「主要是部抽取的機械」。

塑造可以駕馭的社會

君主對於要如何從王國內榨取更多稅收與貿易,愈來愈駕輕就熟,但是,史考特寫道,「當王侯宣稱專制統治時,有些事卻頗為諷刺」」,因為他們幾乎無法控制地方層級,或如史考特的說法,君主「在社會工程尚難以推動更加有利的實驗措施。若要讓君主日漸壯壯的野心能徹底落實,他們需要非常強大的自負、一部可執行所需任務的國家機器、以及一個可以駕馭的社會」。

若要駕馭一個社會,他們首先必須知道社會裡有哪些人。史考特表示:「國家必須創造有身份的公民,它必須創造有名字的公民資訊以及相符的地址,並登記在地籍資料上。」在早期現代的歐洲,「國家塑造」一事需要「易於了解」的社會,國家要做任何事情之前,它必須先了解自己。史考特說:「而在這個讓社會易於了解的過程中,國家徹底改變了自身。」

無永久的姓氏

舉例而論,在十四世紀之前多數歐洲人並沒有永久的姓氏(而中國秦朝竟然在西元前四世紀時就已為了「收稅、勞役、徵兵」而要求人民有姓氏)。

根據史考特的敘述,歐洲人只有名字,若還需要額外的補充,他們就會加上自己的職業,例如磨坊人米勒(Miller)、麵包師貝克(Baker)、打鐵匠史密斯(Smith);或者加上自己居住的地方,例如住山丘的希爾(Hill)、住溪邊的布魯克(Brook);又或者加上父親的名字或氏族的名稱(例如Johnson、Richardson)。

然而,這些姓名並非有系統地往下流傳。你只靠名字是找不到人的,例如在一七〇〇年代的英格蘭,百分之九十的男性都使用以下這八個名字:約翰(John)、愛德華(Edward)、威廉(William)、亨利(Henry)、查理(Charles)、詹姆斯(James)、理查(Richard)、羅伯特(Robert)。

沒有公民生活建設

對於外來的警察或收稅官而言,這種名字哪有什麼意義?當地人或許知道要怎麼找到「威廉之子亨利」,但他們也可能不跟你說,由此統治者要求人們必須永久採用姓氏,這是國家力量進一步延伸的徵兆。

房舍編號乃是這個龐大現代計畫中的一部份。我們現在已知古羅馬人沒有街道名稱或門牌號碼,但他們還是多少可以找到路;或許,羅馬當局並不亟需地址系統,因為他們並不亟需找到某個特定公民。

首先,羅馬政府不是中央集權的,這表示地方官員或許知道所有他們應該知道的人;更根本的是,羅馬的國家體制並不牽涉現代政府所從事的那些公民生活建設,例如羅馬人沒有公立學校。

以文獻為例

中世紀的歐洲國家也沒有追蹤子民的確切方法。歷史學家斯梅爾研究馬賽的公證文獻多年,他從一四〇七年的犯罪受罰者檔案中找出一些例子:

伊沙貝拉,一個墮落的女人
阿根廷娜,希莫內的妻子
約翰.勒.布斯,馬賽的麵包師

經歷五百年後

然而,經歷五百年之後,一九〇七年的紀錄看起來則像是這樣:

姓塞尼,名亞涅.賽列因.約瑟芬,三十二歲,教師,出生於奧德省的侯克福,居住在馬賽的聖吉勒街十號

姓卡斯特洛提,名約瑟.路易 十八歲,海員,出生於科西嘉島的巴斯提亞,居住於馬賽的費吉埃.德.卡西斯街八號

姓培宏,名貝特.珍娜.亞賓.約瑟芬 二十八歲,出生於隆河口省的馬賽,住在馬賽的o博哈多大道六十八號

地址與身分相連

斯梅爾在其精妙的著作《想像的地圖學》(Imaginary Cartographies)當中寫道:「一四〇七年時並無固定格式範本,若我們得知約翰.勒.布斯是個麵包師,肯定是因為他如此告知負責記錄的官員。

相反地,一九〇七年時已有預先印好的表格:姓名、職業、出生地,以及──本書最關心的──地址或居住地。」十五世紀馬賽的公證檔案,不過是在想辦法描述人們的身份,斯梅爾的結論是:「地址之利用、身份與居住地相連的做法,乃是現代的情況。」

警察烏托邦

國家在自我塑造之前,必須了解自身的社會、辨認其人民。在房屋編號推行之前,昏暗閉密的房舍、沒有繪製地圖的街道使人口得以隱匿。若要看書,我們要讀的是字;若要看城市,我們要讀的是街道名稱與門牌號碼。在政府還沒確定房舍地址前,他們它對人民的身份是盲目無知的,是房舍編號幫政府開了眼。

但當國家終於睜開雙眼,那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十八世紀的巴黎,一位法國警官紀堯特(Jacques François Guillauté)著手記述他理想中的警察烏托邦。

最初的「大數據」

紀堯特在那本內容豐富、插圖豪華的《法國警務改革簡論》(Mémoire sur la réformation de la police de France)當中,提出一個激進的計畫,也就是如何密切追蹤每位巴黎市民,其內容包括對城中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進行詳細資料登錄。

卷宗將存放在一種可以旋轉的機械式檔案櫃中,櫃子周長三十六英尺,底下裝有巨大的輪子,其不只能儲藏檔案,還能讓職員快速取得資訊。

哲學家薩瑪友表示,你可以想像一架巨大的「羅樂德斯」。譯29這個薩瑪友稱為「資料櫃」的設備,得靠腳踏板來操作,當整座城市的人口資料要儲存在一間禮堂大的房間裡,它可以讓作業變得比較容易。這真的可以說是所謂的「大數據」。

安置在顯眼的位置

但是該計畫的實踐,需要對巴黎進行徹底的重新思考,當時的巴黎可是人口旺盛,尤其擠在巷弄蜿蜒的貧民區。所以,羅樂德斯若要發揮效用,每張卡片上怎麼可能沒有編號?

於是,紀堯特計畫將巴黎分成幾個編號的「區」(quartier),移除重複的路名,要求街道名稱必須刻在石匾上並安置在顯眼的位置。每條街道、每間房屋、每座樓梯井、每層樓、每間公寓,甚至每匹馬,都必須加以編號。

(興韻/輯)

《門牌下的真相》
作者: 迪兒德芮.麥斯葛
出版社:臺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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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致富》

作者: 麥可.卡威爾
出版社: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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