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一戰期間，全世界就遇過一場由H1N1引發的瘟疫，被後人稱為「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數估計為2~5千萬。之後，世衛組織泛美衛生局(PAHO)的報告，便以當年美國費城及聖路易市二個城市做比較，檢討為什麼二個城市感染及死亡人數會如此懸殊？
非藥物防疫法
結論認為是聖路易市提早採取適當的社區防衛措施，而能有效降低病毒感染及死亡人數。
這種利用藥物以外力量，介入阻斷疾病流行的作法，稱為「非藥物干預」，簡稱NPIs。NPIs包括社會、個人和家庭採取的行動，像是經常洗手、在咳嗽和打噴嚏時掩住口鼻與維持安全社交距離，包括停課、居家工作、限制公眾聚會等隔離措施。
這次在COVID-19防疫過程，即使缺乏充足的疫苗，台灣都能維持相對較低的感染及死亡人數，包括後來幾起病毒入侵社區能有效防堵，很可能也都要歸因於全民對遵守NPIs的深切認知！
然而，即使NPIs能夠有效阻隔病毒擴散，但是壓縮人際關係的各種隔離措施，卻也造成極大心理創傷的副作用。
隔離造成心理創傷
以極權專制的中國而言，淮北師範大學對194個城市1210名受訪者進行心理影響評估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心理受到中至重度的影響，而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焦慮程度為中至重度。
但是民主國家有比較好嗎？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CHS)最近對成年人進行健康調查的結果，發現18-29歲成年人和低學歷，因為COVID-19隔離而出現焦慮或抑鬱症狀，包括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成年人及尋求心理健康服務的情形最為嚴重。
40%以上大於18歲成年人有焦慮或抑鬱症的症狀；服用處方藥或接受心理健康諮詢的成年人，顯著從22.4%增加到25.0%。此外，需要但沒有接受心理健康諮詢或治療的成年人也增加34.8% (從9.2%至12.4%)。
年輕人影響更鉅
最近不論縱向或橫向研究的結果，都顯示年輕人受隔離的影響比老年人更加嚴重。特別是青少年。澳大利亞悉尼麥考瑞大學調查顯示，停課等限制公共聚會的隔離，造成人際關係壓力，加上人際衝突增加和情緒調節能力降低，使青少年更容易產生廣泛性焦慮、飲食失調、抑鬱和社交障礙。
悉尼麥考瑞大學認為，青少年因為極度依賴從同伴關係獲得情感支持，因此消極的同伴互動關係會導致青少年價值感低落、焦慮和抑鬱症狀加劇。而女孩的情況又比男孩明顯。
疫情爆發至今已近2年，疫情在每個人心中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及因為隔離所引發的社會對立、家庭問題，特別是在處於弱勢地位的青少年及年輕人的學業、就業和經濟上，終將是政府、社會、學校與家庭，甚至是公民團體與教會必須長期共同合作關注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