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的能源供應是全球社會運轉的最重要支柱之一，而農業既是對氣候變化反應最為敏感和最為脆弱的領域，卻也是全球人為溫室氣體重要的排放源之一，估計全球農漁業糧食體系價值鏈，消耗的能源占世界可用能源的30%。
無論農作物、魚類、家畜和林業產品的生產、存儲、加工、運輸和分銷，均會消耗能源（農業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佔世界總排放量的10％）。
再生能源轉型
農漁業糧食體系想要降低對化石能源的消耗，同時又要保證達成糧食生產率的目標，最確實可行的方法就是向可持續的再生能源轉型（包括太陽能、風能、水力、地熱、生質能和海洋能）。
根據美國研究指出1％農業結合太陽能發電，可以提供總發電量的 20%，全球農業太陽能裝機容量已從 2012 年約 5 兆瓦 (MW) 增加到 2020 年的 2.9 吉瓦 (GW)，再生能源對於農漁業系統轉型、氣候適應力和淨零戰略至關重要。
台灣能源高達98%需要依賴進口，再生能源占比偏低。新能源政策須兼顧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環境生態（Environmental ecology）及經濟效益（Economical efficiency）。為落實非核家園政策，台灣正大力推動再生能源，農漁電共生成為重點發展計畫。
農漁電共生有條件
政府推動農漁電共生雖有望解決農田短缺、魚類資源枯竭、供電不足、水源不足，可助力農村可持續發展，但待解決的問題亦不少，主要原因在於技術尚未周全、畢竟每種作物有其獨特性，非所有魚種皆適合，須找到最合適的作物生長模型及協作模式。
例如光照強度對葡萄糖分、酒精和酸含量影響，遮光度會對蘋果落果及產量造成影響，太陽能板的理想傾斜角度依魚種而異，可依太陽路徑和天氣預報數據自動調節，還有漁電共生的經濟效益（如淨現值 (NPV)、 儲蓄投資率 (SIR) 、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和投資回收期（ Payback Period），對天然災害的抵禦能力等。
目前全球針對漁業設計的太陽能系統，尚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還有很大成長空間，例如歐盟正積極開發海上太陽能結合海藻、藍貽貝、鮭魚、牡蠣.、歐洲比目魚等養殖模式（海藻不僅可供食用，亦可用於化妝品、燃料和建築材料）；亞洲養殖重要國家（如越南，泰國、印度、 印尼等）正積極建構，不同規模的陸上養殖（對蝦、巴沙魚、石斑魚、吳郭魚）與太陽能結合的最適經營模式。
結合太陽能
這些不僅要因地制宜，還需累積相當科學實驗數據及立法規範。將太陽能與農作物種植相結合是一件更複雜的事情，何況台灣處於極端氣候好發的熱區，台灣在這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需投入更多的研究經費及人力，政府不能先射箭再畫靶，當心食緊弄破碗。
目前蔡政府預計推動漁電共生之魚塭面積約1萬公頃，占總養殖面積1／4（先行盤點出露天魚塭4702公頃），水產養殖是確保為世界提供充足海產品的唯一途徑，也是台灣糧食的重要來源，茲事體大，西南沿海掀起「魚塭爭奪戰」也衍生圈地、炒地及轉賣租約亂象。
台灣許多農漁民是租地來生產，由於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者與土地擁有者不同人，對於土地擁有者而言，出租土地無論是供作農漁業或太陽能發電並無差異，不過租金收入卻有相當大的差距（如養魚租金平均每年每公頃3-5萬元，綠能業者承租魚塭行情平均每年每公頃30-50萬元），因而對養殖漁業產生排擠效果，養殖漁民生計及養殖規模受到影響甚至出現「假農漁作真種電」。
須考慮負面影響
養殖漁業是解決糧食安全、緩解貧困、提供營養和增加收入的重要產業，不應受到影響；尤其普設光電板可能對農村地景造成劇變，將影響鄉村的氣候與生態環境，政府不能只講好的，卻不願積極面對衍生的負面影響。
未來光電業者能否嚴格遵守相關規範（農業為本、綠能加值，良田不種電），政府能否發揮高效執行力及對農業、經濟、環境和海洋生態系統等影響作出具體評估（德國有研究顯示農業＋太陽能發電的成本顯著高於地面太陽能發電廠成本），將成為能否雙贏的關鍵。
對此外界仍存在相當大的質疑和批評，民間團體亦呼籲政府應推動環境與社會的檢核機制，讓光電設置的選址架設方式，避開對生態、農漁業、附近居民生活造成衝擊，官員不能只顧眼前，如何最大限度整合農漁業和太陽能生產，以有利於所有參與者，並提供決策者和民眾可以用來做出更好決策的數字，應是政策制定及執行的重要考量，避免重蹈平地造林覆轍！
蔡政府主政五年多也投入大筆預算，但國內缺電問題時有所聞，根據最新統計2020年台灣發電結構中，再生能源只占5.4％（其中風力與太陽光電占比達3%），燃煤仍占了45.02﹪，天然氣占35.70﹪，想達成非核家園目標，需大幅改變民眾生活和革新産業結構。政府因應新冠病毒疫情讓民眾怨聲載道，暴露出蔡政府施政的盲點（典型的穀倉效應 The Silo Effect），執政團隊缺乏「溝通力」和「共感力」，推動農漁電共生想雙贏，應傾聽多元聲音，別剛愎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