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家的「（官僚）文化（etho）」與政府的「（官僚）組織的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如何相生相剋的？
外媒也知「逆時中」
因為最近台灣疫情爆發，防疫模範生墮落成重考生，外國記者報導認為台灣防疫上犯了「官僚文化」的問題，不過，這是指政府的官僚文化闖了禍嗎？翻出金融時報大中華記者Kathrin Hille的評論意見，原報導內容說的是「文化」，並沒有官僚二字，全段翻譯如下：
「另外一個問題（防疫模範生）似乎與文化有關，甚至是關於個人的。衛福部長一年多來讓病毒阻絕於境外，如恆星般閃亮的防疫成就，讓他贏得超量的聲望後，這讓其他公共衛生的專家不敢攖其鋒芒，台灣社會流行一個用部長名諱建構的雙關語，因其發音像是『時鐘』，批評部長的言詞都被稱為『逆時中』。
『人們發現只要逆時中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因此，地方官員都不願意主動出擊（作防疫）』蘇益仁說。」
另外一家報社轉譯後發的新聞標題是「外媒點評2大防疫潰堤點 專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內文也是針對這一點翻寫成「其次是官僚文化，大家不敢『逆時中』」，不過，我必須說一個差異，如果我們說的是社會文化（etho），台灣這個具有華人文化背景的社會，民眾本來就比較順服，不太直接與當權的對抗。
文化影響危機處理效能
但如果是官僚體系的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比起大眾文化的特質，組織當中還有領導權威可以執行「不准有異議」的內部文化，去年台大公衛和彰化縣衛生局進行社區普篩的事，當時陳時中還大動作送「政風調查」，這場普篩之戰的整個過程與最後結果，當然是佔有權力地位的長官全面勝利。
老實說，台灣人順服與官僚組織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說起來是去年防疫成功的要素，但是，今年的疫情爆發，同樣的優勢竟逆轉成為劣勢，難怪上半場打得好的時中大將，在下半場陷入泥沼的戰爭中，會批評該文是結果論，不過，到底文化會如何影響組織面對「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的處理效能呢？
面對未知可訴諸創意
標準答案是：「看狀況」（it depends），如果我們真能測量出來華人相對是比較順服的，因此官僚體系當中比較容易出現「不可忤逆的家父長主義」，在日常的運作下，這種狀態可以平穩應付大部分過去重覆出現的問題；不過，當面對的問題，是內容與樣態不明時（如COVID-19），這種文化會阻絕創意發想的空間。
電影《正宗哥吉拉》（Shin Godzilla）的電影正想描繪此事，日本的政府面對特質未明的怪物時，開始沿用平日層級上報且等待長官批示的流程來應付，還請來學術界大老諮詢，導致之後的決策一直出錯；直到長官特許一群政府與知識界的邊緣人組成問題解決小組，面對不斷進化的怪獸，問題才逐一被解開。
面對危機社會的來臨，解決的方案與流程必須具備高度開放性的要求下，如何認知「異議」（dissent）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讓政府創新可以釋放，則問題不只是政府組織的官僚文化，社會上的文化精神也需要進行不小的改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