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林意玲（台灣醒報社長）
與談人：林火燈（前證交所總經理、福邦證券董事長）
龔天行 (前富邦金控總經理、台大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記錄與整理：郭淑鳳
主持人（以下簡稱「問」）：今天首先要談，政府如何成為上市公司的後盾。這段時間以來，很多上市公司在國內外遭遇狀況，不管是法律、勞工或專利的問題，只能單打獨鬥。台灣可說是小國寡民，非常需要外貿跟產業分工，所以當上市公司碰到糾紛或一些問題的時候，常常不知道如何是好。
政府如果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後盾，我們就有籌碼可以硬起來。但是企業界常常感受不到政府出力相挺。疫情的時候我們都說，有政府很好，企業界當然更希望有政府做後盾。先請林火燈董事長跟我們談一些觀念性的問題。
林火燈：剛剛講的這個論述，我個人非常支持。我先調侃一下我們金融業，最近跟朋友聊說，台灣的股市最近非常好，千元俱樂部現在越來越多，但千元俱樂部裡卻沒有金融股，金融股現在最好也不過是幾十塊錢。
全球產地大風吹
大家就想，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很簡單啊，我們大多數企業的產品是賣到全世界，但可惜我們的金融從來無法服務到全世界，所以無法在金融股看到千元俱樂部。這是一個玩笑，但卻很真實，台灣是以外銷、外貿為主的經濟體，中小企業為主體。
以現在來說，全球的產業發生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我們過去講的，世界的生產工廠集中在一個地方，這個基本上已經解構了，現在注重的是所謂的在地生產、在地供應。
所以將來台商的工廠會從中國大陸一部份移到東南亞，一部份移到印度，甚至到中南美洲都有可能，甚至到美國。在這種情況下，台商面臨的問題會更困難，畢竟在中國大陸同文同種，也有長期的歷史文化共通點，對台商來講比較容易適應，將來生產基地搬到全世界，情況會更困難。
政府應幫忙打頭陣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現在ICT的產業占比非常高，除了面臨生產基地的轉移，還會碰到智慧財產權或是專利的問題。過去有一些公司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也許是因為知識不足，或反應不及，以致經常吃虧，所以政府如果能夠扮演更主動的角色，對這些企業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問：兩個小問題請教，第一個，您剛剛談到規模經濟的問題，以我們目前的規模，恐怕沒有辦法單打獨鬥，因為多半是中小企業。第二個問題，生產基地，基本上長久以來都是企業自己去開疆拓土，不管是前進到越南、前進到中南美也好，都是企業走在前面，而不是政府走在前面。
林火燈：當然，如果政府可以超前部署，去幫台商找到適合的生產基地，這是非常好。但是我個人覺得很難實踐，因為台商其實是非常靈活有彈性的，企業會找出自己的出路。
只是說，企業在打拼的時候確實會面臨一些問題。譬如說工人罷工、鬧事，甚至面臨鉅額訴訟時，政府在這種關鍵時刻可以挺身而出，這樣就夠了。
問：我們也請教龔教授，你怎麼樣看這樣的問題？
認國際處境添難處
龔天行：我非常同意林董事長的看法，我個人一直認為，台灣真正的力量是在民間，而不是在政府。所以我不覺得有必要由政府主導企業的對外投資，應該由企業自己做出最好的選擇。
但是，也的確在企業向外發展，尤其現在這種所謂在地生產、逆全球化的這種趨勢之下，我們的企業要面對的國際經貿環境，需要對當地的法律環境要有一定的了解。
這個的確可能需要透過政府的協助，但是我們也必須說，我們政府在國際上的處境有一定的困難。當然，我們非常盼望能夠加入各個地區性的經貿組織，因為現在經貿組織不僅僅是貿易的關係，還包括投資方面的保障。在沒有辦法加入這種區域性的經貿組織的情況之下，要透過個別的談判當然會比較難。
另一方面，當企業向外投資設廠的時候，我們的政府應該要協助這些企業，對於當地的投資環境有所認識，當地駐在所的外交或非正式的外交管道也應該要能夠有所協助，讓他們了解當地的法規環境。
我認為這是政府必須要去做的，一個就是要建構一個在當地投資設廠比較穩定的環境，提供一定的保護，第二就是要提供企業廠商對當地的政、經、法律環境有一定的瞭解。
問：謝謝龔教授的分享。幾十年來，我們的外貿協會和國貿局其實發揮了相當的功能，多年來，台灣之所以能夠在亞洲四小龍裡面居首位，其實是早期的時候打下根基，你們有沒有印象，我們政府機構或者相關的組織過去對企業界的幫助是什麼？
增加駐地外貿人員
林火燈：其實主持人跟龔教授提到，非外交體系，譬如說經貿人員，駐在當地的這些人員整合是否發揮了功能？就我自己曾經到伊斯坦堡貿協的辦事處，和墨西哥貿協的辦事處的經驗，因為這些地方台商是比較陌生的。
我發現，我們經濟部或貿協在當地的辦事處態度都非常積極，但有點感傷的是，他們的人數跟韓國駐在當地的人員完全不成比例。
基本上，台灣因為政治空間的壓縮，我們沒有辦法有正式外交人員。如此，政府更應該要高度倚賴這些經貿人員，特別是我們又以外貿為主。所以我覺得政府的資源配置要跟這些重點產業的發展成比例。在我來看，多兩倍、三倍的人員都不為過。
比起來，台灣一年的經濟產值，你說外貿人員多兩倍、多三倍，每年的耗費也很有限，但放更多的資源，對當地的台商才會有幫助。當然，去找到市場打天下，那是企業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發揮整體的資源，了解當地的法律、政治、文化，甚至是這些法規。有事的時候，他們可以幫一把，我覺得是有空間的。
問：我們一直很羨慕韓國，真的是在打國家隊，他們真的把產業當作自己的，整個國家在後面幫你推。
從賣東西到對外投資
龔天行：的確是這樣子，就像我剛剛說的，其實每個企業出去的時候，他們也知道要面對一個不同的文化、法律環境。如果我們政府在當地，本來就有一些駐在的經貿人員，他們對當地的環境有一定的了解，的確對企業有非常大的幫助。
擴大編制，我想是很重要的，而且能夠在我們的廠商到達那邊之前，已經在當地的社會有一定的網絡。另外，以前外貿協會的人員，他們最主要的想法還是怎樣打開當地的市場，但是現在要更進一步想到我們的廠商、我們的企業可能要在那邊設廠投資，在那裡經商，不只是把東西賣到那邊去，從外貿進步到對外投資的一種協助，這個很重要。
中國給予台商助力
不能否認，過去30年的經濟情況中，台灣對外投資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中國大陸。當然，我們在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正式的外交、經貿人員，但是不能否認，因為中國對台灣的特別因素，它設立了很多台辦人員，幫助台商進入這個環境。
因為同文同種，我們本來就佔了一定的優勢，再加上還有這麼多的台辦人員協助廠商進入他們的法規環境，這是很大的助力，我們不能否認，不能抹煞其中的作用。
問：龔教授講到一個重點，其實如果現在的型態是我們去投資，如郭台銘到美國去投資，就得到川普的禮遇，理論上我們對外人員非常歡迎企業能夠到他的駐在國去投資，因為對他一定是利多，增加他在那個國家不管是外交還是外貿上面的籌碼。
所以兩位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其實我們應該因勢利導，廠商投資是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不是嗎？也可減少貿易逆差。
龔天行：就像我們剛剛說的，現在是有一定的逆全球化趨勢。在這種情況之下，更多的在地生產，我們作為一個外貿的國家，向外投資是必然的發展，怎麼樣能夠讓我們政府的駐外人員協助企業，在當地進行投資。這個協助主要是基本的，不是商業的，而是文化、環境方面。
像剛才林社長所說，當我們在那邊投資能夠協助當地社區、當地的就業，其實會受到歡迎，也能夠反過來幫助我們台灣在當地的政治上的助益，這是相輔相成的事情，值得政府好好布局。
問：最後請林火燈董事長做個結論，我們在國際外交上，的確有很多的阻礙，但是怎麼樣在阻礙之下，還是能夠為我們的上市公司提供相當程度的後盾？
海外投資需要保障
林火燈：龔教授剛才已經講到重點了。譬如說，過去的貿協可能以打開我們的商品為主，現在已經不是了，很多是我們到當地去設廠、去投資，所以我們業務的重心可能要兼顧了。怎樣利用這段時間台灣的產業競爭力去簽訂一些投資的保障協議，我覺得這是關鍵，特別對中小企業、單打獨鬥的台商更重要。
龔天行：我補充一點，最近看到報紙上的文章提到，當我們的企業在當地發生事情的時候，覺得當地的政府沒有支持，那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應該採取報復措施？我建議在這方面要相當的審慎，因為第一，我們不是美國，我們的報復措施到底會有多大效果，需要審慎評估。其次，如果報復措施只能夠燃起對方更大的怒火，可能幫了倒忙。
主持人：非常謝謝兩位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我們的產業非常期待我們是有爸有媽，有爹有娘的。企業出去的時候，母國能夠成為我們在海外的後盾。當然也希望我們的企業在海外繳稅，要設法想到母國給它的奶水，能夠水幫魚、魚幫水才好。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