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設計Avahan計畫時沒有把性工作者的生活現實列入考量，因為不覺得有必要。我們希望性工作者向客人堅持用保險套，去治療性病，做HIV篩檢――我們以為這就足以告知她們效益，要求她們照做。但是沒用，我們不懂為什麼。我們從未設想什麼事情對她們而言可能比防治HIV重要。
防範暴力
「我們不用你們教導保險套，」她們幾乎大笑著說：「我們比你們更懂保險套。我們需要的是幫忙防範暴力。」「但那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員工說。性工作者們回答：「呃，那麼你跟我們就沒什麼好說的，因為那才是我們需要的。」
於是我們團隊進行辯論，商討該怎麼辦。有人說：「我們重新檢討方法，不然就放棄計畫。」也有人說：「不行，這樣是偏離任務，我們在這個領域毫無專長，不該插手。」
淫威下的生活
最後，我們團隊再度會見性工作者，仔細聽她們談她們的生活，她們強調兩件事：第一，防止暴力是她們最迫切的優先事項；第二，畏懼暴力讓她們無法使用保險套。
如果她們堅持用保險套會被顧客毆打；如果她們攜帶保險套也會被警察打，因為這證明了她們賣淫。所以為了避免挨打，她們不會帶保險套。我們終於看出防止暴力與防治HIV的關聯，除非先解決被打、被搶、被強暴的近期威脅，性工作者無法應付死於愛滋病的長期威脅。
團結自保
所以與其說「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我們改說：「我們想要保護妳們免於暴力。我們可以怎麼做？」
她們說：「今天或明天，我們當中有人就會被警察強暴或毆打，這種事常有，要是我們每次出事時都能聚集十幾個人來搭救，警察就會罷手。」於是我們團隊和性工作者們設立一個系統，如果有人被警察攻擊，她撥打三位數密碼，中央電話會響鈴，十二到十五個女人就一起跑到警察局大叫大吵，而且她們會帶著善心律師和記者一起去。
如果十幾個女人同時現身大叫：「我們要求立刻放她出來，否則這事明天就會上新聞！」警方會退讓。他們會說：「我們不知情。很抱歉。」
暴力防止計畫
計畫就是這樣，性工作者們照做了。她們設定速撥網路，觸動警報時，所有人都趕去，效果很好。有位性工作者回報她一年前在警察局曾被毆打強暴，新系統建好之後，她回到同一間警察局，警察居然請她坐下來喝茶。
這個計畫的消息一傳開，隔壁城鎮的性工作者也跑來說：「我們也要加入那個暴力防止計畫，不是HIV那個。」不久這個計畫就傳遍了全印度。
為權利發聲
這個方法為何如此有效？我們印度辦公室的主管阿修克．亞歷山大直白的說：「每個惡霸男人都怕一大群女人。」
我們以為我們在推行HIV防治計畫，但我們遭遇了更有效、更普遍的東西――女人團結一起，找到自己的聲音，為自己權利發聲的力量。我們開始資助給女性增強權力了。
Avahan社群中心
增強權力從聚集開始，而且集會的場地多麼卑微都不重要。Avahan強化女權的場地是社群中心，通常只是用煤灰磚蓋的單一空間小屋，讓女性見面聊天。
記住，這些婦女原本沒地方聚會，如果她們公開集會，警察就會圍捕把她們關起來，所以我們團隊重新設計防止暴力的計畫後，他們還開始租空間鼓勵女士們過來聊聊。社群中心成為她們能得到服務的地方，她們可以拿到保險套，她們可以碰面，她們可以睡覺。
她們不能在這裡過夜，但白天很多人會躺在地上休息或讓小孩跑來跑去。在某些地方，團隊會加上美容院或玩桌遊的空間。各處中心成為進步發生的地方，點子都來自於那些女性。
據某位Avahan初期隊員說法，第一所諮詢中心開幕是「我見過最美妙的事」。有五位女士走進來，害怕會被下藥然後偷走腎臟，那是謠言。但她們聽到的歡迎台詞是：「就互相聊聊，喝杯茶然後離開。」增強權力在Avahan就這樣展開，活在社會最邊緣被民眾排斥的人，聚在一起談話喝茶，互相提升。
價值的轉變
比爾和我只知道計畫轉為防制暴力，不知道設立社群中心的事，我至今想起來還是想笑。阿修克會到西雅圖與我們碰面並做報告，但我跟比爾直到2005年一起去印度時才得知全貌。
阿修克向我們簡報，解釋我們即將看到什麼，他開始談到這些社群中心，讓性工作者聚會談話的小空間。我記得簡報之後我問比爾：「你知道我們資助了社群中心嗎？」他說：「不知道，妳知道嗎？」
我們把錢給阿修克，他是個精明商人，所以他設定策略據以行動。他做了所有說過要做的事，還有些他沒提過的事。謝天謝地，因為尷尬的實話是，如果他來基金會向我們提報社群中心的點子，我想我們會否決，我們會認為太偏離我們專注創新然後靠別人散播出去的使命，幫忙發送保險套已經偏離創新者靠別人散播的自我形象一大步了，投入藉著在社群中心培養、提升的權力來防止暴力，這對我們來說太激進了，至少我們在那趟印度行、看到它的價值之前是這樣。
性工作的瘡疤
那趟探訪，比爾和我會見一群性工作者。基金會辦公室裡掛著一張那次活動的顯眼照片，比爾和我盤腿坐在地上跟眾人圍成一圈。會談開始時，我問其中一名女士：「請告訴大家妳的經歷。」
她把人生故事都告訴我們，然後另一位女士說她如何加入性工作者的行列。接著第三位分享的故事讓全場鴉雀無聲，只剩隱約啜泣：她說她是個母親，有一個女兒，孩子的父親失蹤了，她投入性工作是因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她做了一切犧牲為她女兒創造更好的生活，女兒有很多朋友，學業成績也不錯，不過這位母親總是擔心，等她女兒長大，可能會發現媽媽是怎麼掙錢的。
有一天，正如母親恐懼的，她女兒的同學在學校向大家宣布這女生的媽媽是性工作者，朋友們開始不斷惡毒的用最殘忍的方式嘲笑她。幾天後，媽媽回家時發現女兒上吊自殺身亡。
局內人
我看了一眼比爾，他哭了，我也是，現場每個人都是，尤其是舊瘡疤被這個故事掀開的女士們。這些女人很痛苦，但她們也充滿同理心，撫慰她們的孤立。藉著聚會與分享經歷，她們得到歸屬感，歸屬感給了她們自我價值感，自我價值感又帶來勇氣讓她們團結一起要求自己的權利。
她們不再是外人，她們是局內人。她們有家人也有家。慢慢的，她們開始破除社會強加給被削權者的幻覺：因為她們被剝奪了權利，她們沒有權利；因為沒人肯聽她們的話，她們講的就不對。
讓自己被看見
布瑞妮．布朗說，勇氣的初始定義是讓我們自己被看見。我想，讓自己被看見的最純粹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我們想要的東西，尤其沒人想要給我們的時候。我面對這種勇氣會陷入沉默，這些女士在彼此的幫助下卻找到了那股勇氣。
Avahan的影響變得遠遠超過第一批女士的成就，故事重點不只在於接納和社群如何強化一批被遺棄者，也在於那些被遺棄者為她們的國家做了什麼。讓我再給大家舉兩個例子。
口服藥物
第一，許多年前，大概是比爾跟我去印度的同時，我們在探索對抗愛滋病的不同方法，我們對一個新可能性超興奮的，治療愛滋病的有效藥物也可能用在預防愛滋病。
我們幫忙資助藥物來測試檢驗這個概念，測試結果有驚人的發現：口服預防藥可以把透過性交感染HIV的風險降低超過90％。愛滋病社群最大的希望被實現了，接著卻又破滅。
Avahan的成功
因為這個方法必須讓健康的人天天服藥，偏偏有風險的群體絕不會這麼做。無論多麼有效，讓大家採行任何的健康新行為都困難得令人洩氣。
人們必須願意投入、被告知、又有強烈動機。很遺憾，愛滋病防治人士、金主、政府和衛生人員就是無法讓民眾乖乖服藥。全世界只有兩個群體例外：美國白人男同性戀，還有印度的女性性工作者。
有項研究顯示94％的印度性工作者老實的持續服藥。這種程度的配合在全球衛生史上前所未聞，研究把它歸功於Avahan計畫中婦女創造的堅強網絡。
有效降低傳染
那是第一個例子，下面還有第二個。2011年，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刊登一篇文章顯示，Avahan的工作強度跟印度某些人口密集邦的HIV氾濫率較低有關。
之後的幾年，也記載性工作者向客戶堅持使用保險套能阻止這種病傳染給更多人。這些被提升權力的女性成為拯救千百萬人命的全國性計畫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尊嚴的反饋
在一個沒人願意接觸她們的國家，這些女士互相接觸，在那個接納彼此的小社會中，她們開始發現與恢復她們的尊嚴，尊嚴帶來了要求自身權利的意志，堅持自己的權利，她們就能夠保護自己的生命並且拯救國家免於大災難。
（黃聖誠／輯)
《提升的時刻》
作者： 梅琳達‧蓋茲
原文作者： Melinda Gates
譯者： 李建興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19/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