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部「我們與惡的距離」震撼台灣社會，劇中加害人應是一個中下經濟條件的家庭，推測劇中隨機殺人的加害人或許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卻至少無固定職業的青貧角色。「隨機殺人」這個議題實有發人省思之必要。
所謂「隨機殺人」係泛指沒有特定的下手目標，與被害人無怨無仇，隨機在公共場所或街道挑選被害人下手的殺人者。
青貧世代的危險
在台灣的「隨機殺人案」實在是危機四伏，如：2009年的「殺人可轉運」失業漢亂砍1死2傷、2009年22歲男子黃信菖因找工作不順利，隨機割喉洩憤、2012年30歲無業男子曾文欽2012年在遊樂場廁所，將10歲方姓男童割喉致死。
2014年東海大學2年級學生鄭捷，在捷運行經龍山寺到板橋江子翠站間，手持雙刀在密閉車廂內瘋狂屠殺乘客，短短4分多鐘狂砍26名乘客，造成4死22輕重傷…不勝枚舉。
探究此類無差別隨機殺人事件，背後多數都隱含有「青年無業問題」的共同特徵，對於「青貧世代與惡的距離」找出「治本」或「長效」的處理方式，實有其迫切性。
就台灣的高教發展歷程與產業結構變遷來看，1990年代，台灣正式啟動教改列車，高教在學人口數約計79萬5千人，高教程度失業率只有2.23%，此時台灣產業結構處於後工業經濟階段。
高教程度的難民
到了2000年，高教在學人口數增加至118萬7千人，高教程度失業率攀升至近3%，台灣產業結構正邁入服務業經濟階段。歷經8年扁政府執政後，高教在學人口數持續增加至134萬3千人，高教程度失業率卻高達4.21%。
到了2018年蔡英文政府執政，高教在學人口數減少至124萬4千822人，台灣產業結構已進入後服務業經濟階段，高教程度失業率已高達至8.38%，將近多了扁政府時代一倍之多，台灣真可謂是「高學歷難民」滿街走。
目前，台灣的大學生佔同年齡人口比例高達70%，但適合大學畢業生從事的學用相符的工作卻不到40%，解決「學用落差」已經成為是刻不容緩的必要難題。
何以有「學用落差」的問題？2003年求供倍數為1.18，但到了2009年後已經低於1只有0.33，2010年後更只有0.18的水準，反映出大學學歷貶值，對於市場而言呈現出：「供超過於求」！
面對及處理「青貧世代與惡的距離」，不能也不該讓青貧世代獨自承擔，教育學習系統、家庭關係、人際網絡以及公私部門，都須負有一定的責任。這不僅是青貧世代的難題，也是跨世代間的必修學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