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政治退卻 開放vs.封閉的文明矛盾(邱慕天)

邱慕天 2017/03/08 20:08 點閱 1522 次
世界秩序在川普和習近平代表的價值觀下,走向在封閉的國族主義重新沉澱文化開放意義的新局。(photo by Gage Skidmore & henghu feng on Flickr- u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世界秩序在川普和習近平代表的價值觀下,走向在封閉的國族主義重新沉澱文化開放意義的新局。(photo by Gage Skidmore & henghu feng on Flickr- u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1989年,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盡頭〉一文發表了著名的「福山預言」,認為隨著蘇聯「政左經左」模式領導的東歐集團崩潰之後,「政右經右」的自由民主政治、擁抱自由放任經濟的「華盛頓共識」將成為全球化的普世價值。

那十多年間,是普世主義者的美好蜜月:跨國的歐洲聯盟成立並不斷東擴、南美市場新興市場開放;冷戰結束,「金磚四國」讓人看到無窮潛力。

我們以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將從世界中退卻。豈料,從21世紀911事件開始的這十幾年,世界悄悄地變了:

一體化夢碎

取了「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中國硬是以「政左經右」的拆分模式衝出經濟高峰,給專制政權延續了新生命;民族情緒並未在「娛樂至死」的購物狂潮中消失,而是一種可以擴大制裁和抵制「國族公敵」的民粹手段。

2004年開始的10年伊戰搞窮了美國、激怒了人民、攪亂了中東。

2008年起的歐債危機讓歐盟笑不起來:波蘭和匈牙利換成了專制和仇外的政府、英國已經退出歐盟;義大利、希臘、西班牙、法國深陷於高攀的青年失業率,和顯得笨拙無能的政府。

2011年「阿拉伯之春」大抵挫敗後,給了土耳其強人艾爾段從歐洲及敘利亞兩面吸水的空間。至於北非和中東,輸出動亂和恐怖主義。

難民同經濟移民的人口與市場大移動,教那些曾經以為全球一體化不再是夢的國度,紛紛築起了市場壁壘和實體國境,防範他們所謂的「蝗蟲」和「阿拉花瓜」。

左右退散民主已死?

正如3月出刊的《經濟學人》故事「法國再革命」所提:舊的政治左右之分,重要性已經漸漸被「開放」和「封閉」之分所取代。跨國全球主義菁英其實既不左也不右:崇尚多元文化的民主黨人,和在全球「輸出民主」的共和黨人,同樣是自恃道德優越的意識形態貴族;他們可以在「開放」的政策上彼此認同,且大有社會資本將自己「封閉」絕緣在全球化的衝擊之外。

WP

《華盛頓郵報》2月底時在網站報頭標上「民主在黑暗中死去」(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引起爭論,正是川普總統宣稱「媒體是美國公敵」的同一天。這或因作為全國主流報紙的有失身分,但更顯揚的則是許多媒體在「深化民主」一事上已顯得無能為力,甚至只能犬儒地反映「菁英」利益的立場,與所謂的民粹治理符號(例如:川普)對幹。

右極必左?

「政右/經右」其實就是「開放」思維的西方自由主義。它沒能給世界帶入「民主精神」的終極階段,很大程度在於全球政治經濟開放,使得「居大多數」的本土國民成為輸家,從而把他們逼向「保護主義」的政治大傘。

現在我們稱歐美為「極右派」的,多因他們反墨西哥移民、東歐經濟移民、穆斯林文化移民,因為這些人衝擊了他們的國土安全穩定、文化本土性,還有國內的中低收入族群。

但他們同時帶有左派的特色:對全球化自由市場深深的不信任,而且希望強有力的政府嚴審移民、干預市場、保障最低工資、平抑房價,並給富人課徵奢侈稅。

right

不習慣世界太大

而正當「白左」在歐美的政壇逐漸退潮失勢時,我們看到「紅左」的代言人習近平,在一月底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高談全球化交流在資本、貨物、科技、文明各方面的重大貢獻;西方社會開始敵視的菁英,即藉著跨國資本侵蝕社會民主基礎的「白左」,其實與動輒用資本市場力量逼迫鄰國低頭道歉、遂行文化大一統社會的「紅左」沒有太多差異。

或許明白了這些,我們對法國的勒龐得以吸收傳統左右派的票源、英國的脫歐支持者衝出保守黨的既有光譜、以及川普得以挾美國民意騎劫共和黨政治機器…等世局,多點共感與同理:

西方人也好、台灣人也好,我們都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開放、團結、自信、有安全感,和不害怕競爭──畢竟「自由世界」過去從未曾真正大到融入與13億人的中國,及17億人的穆斯林世界共存與「自由競爭」。

秩序力量蟄伏重整

過去我們心目中的「(古典)自由派」,是指經濟上的(市場)自由、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但這群人往往是同時能藉著傳統道德秩序及信仰「自制」與「自治」的一群人。

他們知道能讓市場良好地自由運作、讓政府權力最小化地限縮,人民必須對於慾望有高度的道德自制力:不論是飲酒、毒品、或性,都必須要倚重「傳統」作為社會中的秩序架構。

然而代表「開放」一方的紅左與白左,一者不肯開放公民的社群自治、一者則在多元大旗之下,以相對主義和消費主義瓦解了社會自制的穩定力量。

因此毋寧說,當「封閉」作為大規模「文化它者」襲來時的暫時撤退,那只是公民民主的一種節制手段,不能解讀為民主秩序的崩潰。

這是一段各個國族共同體必須反思「我們是誰?」的沉澱時光。

中國人是率先想好這問題的一群人;他們昂揚的民族主義向韓、日、台,以及美國表明了:寧願放棄方便的娛樂與消費,也要掙到一份「中國人」的尊嚴和集體認同。

──哪怕這會讓中國人看起來很「川普」而一點也不「習近平」,至少這樣一種民主很方便。只需要支付寶和錢包,不需要民權法案也不必全國放假投票。

如今,美國選擇了「美國優先」的川普,台灣選擇了「台灣共識」的蔡英文。從1990年代走到2017,如果「民主」代表自由世界此時將不約而同選擇以「本土主義」作為新共識,那就讓習近平和梅克爾孤獨地喊話去吧!或許,我們的民主選擇將證明世界是真實地處在「歷史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