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國家一向很少採用「廉價貨幣」政策，來振興暫期性或階段性的國家極低迷經濟，因為它只是個陷阱，且根本無效。
2016年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宣布開年以來第一次降準（微減2碼）措施，華爾街聲勢最旺的「放空中國派」立即放話叫陣「人民幣還要再貶」，完全不顧2016年2月29日李克強在北京會見李烏說三遍：「我們無意打貨幣戰，通過貶值來刺激出口，這種事情損人也不利己」的政策喊話，甚且變本加厲認為人民幣必會貶至見7的更廉價水準，同時預期因此會掀起新一波亞洲區域貨幣競貶潮。
雙率雙降振興出口？
同樣也有放空臺灣論者，在人行措施翌日提出新台幣應加速貶至34元，且2016年3月24日的央行理事會應再跟進降低利率，甚至學樣日本採行負利率；也就是說，臺灣應該用雙率雙降的「廉價貨幣政策」，振興臺灣出口救經濟。
當此之時，臺灣應否加入人民幣風暴帶動的貨幣競貶潮？用「廉價貨幣政策」搶救臺灣經濟？的確是深值理性慎思的重要課題。
日本新近經歷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策略，最關鍵也最大波及效應的一支箭，就是讓日圓大幅貶值，旨在寄望能夠藉以發揮日本產業經濟的莫大「進口替代」及「出口替代」作用。但是，箭既射出一年多後，已顯然察知「廉價貨幣政策的失能與無效」，所以2016開年後，大幅翻轉政策，讓日圓回到「強勁升值」以扭變低迷的日本經濟情勢。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時代，持有「廉價貨幣政策」國家，幾乎未必能帶來「出口提振作用」的GDP成長。「廉價貨幣政策」在全球化自由開放市場競爭中完全失能失速的原因：
競貶貨幣缺乏相對差異
一方面是，「廉價貨幣」的「市場競爭性價值」，較諸廿世紀舊時代，已經無從發揮所謂的「特色性削減」作用，因為，更多產業經濟發展階段類近的「競貶國家」貨幣，同時同步「很廉價」，以致產生不出「相對差異性」；另一方面，「廉價貨幣政策」引申的「國民購買力削減之負向價值」，也因為「全球進口成長普遍性疲軟」而同樣被抵銷與削弱。
過去這20年，臺灣經濟的困頓與悶，幾乎都是來自於70-80年代「產業經濟的廉價製造業出口勝利」的狂喜與「產業結構僵直而無以升級進步」的焦躁，兩相交揉衝擊，讓整個臺灣社會加速度掉進了「中等所得陷阱」漩渦。
罹患典型「英國病」
另一方面，暴發戶社會的即興式理盲濫情民粹，竟改變了知識經濟國家的造餅與分餅理則，一味無限上綱「福利國家至上」的競逐與索求，放棄了傳統的勤勉生產推銷，反而嚴重罹患上經濟學典型的「英國病」(English Disease)，富裕社會的確幸心態；終致「英國病」又回過頭來，惡化了「中等所得陷阱」的症狀。
再看看其他先進國家社會，一向也都很少有用「廉價貨幣」政策來振興暫期性或階段性的國家級低迷經濟，即使是經濟規模及體質屬性皆與臺灣最為相近的三蘭經濟國家（芬蘭、愛爾蘭、荷蘭），也無論其在經濟繁榮高亢或在衰微低宕時期，從來不曾採用過「廉價貨幣就經濟」手段，這一點極值得臺灣主政當局的關鍵借鏡，絕對不容輕蔑以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