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先生成為法國籍作家，這對他的母國或民族而言，都是無奈中的遺憾，對中國大陸政權而言，更成為國際上的難堪。(photo by Wikipedia)
中國大陸的諾貝爾文學獎主高行健，4月下旬前往台灣師範大學演講，從媒體報導中得知，高先生已經成為法國籍作家，這對他的母國或民族而言，都是無奈中的遺憾，對中國大陸政權而言，更成為國際上的難堪。
一個出身在大陸的作家，用中文書寫出來的作品，在得到文學桂冠肯定後，竟得承受有形無形排山倒海般的壓力，來到台灣竟成了法國人，這大概稱得上另一種文革受害者吧。
在這場座談會上，高行健對台下眾多學生說：他的人生經驗就是「逃亡」，逃亡以求其生存，所以他的人生也不斷在逃。這番話聽在即將到中國大陸進行國共論壇的朱立倫，又或者是習近平耳中，更彰顯文學在人類社會文明過程中的價值，是遠遠超出權謀多奸的政客，當然，媚俗和自甘淪為打手的文人和文化官員並不包括在內。
高行健說他要不斷的逃亡，是避難和保持個人腦袋清醒，而什麼樣的政權會讓堅持要有創作自由的文人想逃，而且逃到成了外國人？這不也讓一心想要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的台灣政府來個冰桶洗禮？一個政權到底有無對人民洗腦，透過諸多手段和工具，以達到思想奴化同時為政權服務，從文學作品中就可看到那燭影斧聲。
以前台灣在戒嚴時期曾有作家列入黑名單或進入綠島，有家歸不得，作品被抄（史明便是一位），今日卻有對岸作家，用逃亡訴說自己的心路歷程，那真是民族的奇恥。
台灣作家現在口中最常說的詞是「流浪」，這和高行健的「逃亡」是文化自由上的強烈對比。文人不能在母國土地上無拘無束的創作，那便是說所有人民無法擁有免於恐懼的基本人權，而且這個恐懼來源還是口口聲稱要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逃亡，另一位在牢中得到和平獎（劉曉波），這一切只能說，文革用變種方式在伸展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