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貿協議的簽署，是今天臺灣欲重振衰頹，再次融入區域經濟，重返國際社會，回復經貿競爭地位等，絕對必要的先期關鍵國政大事。
今天兩岸服貿協議簽署審議的評論之前，有一些背景事實的情境與理則，必須先予掌握與理解：
【越開放績效越好】
第一是，臺灣海島經濟65年發展的既往歷史驗證中，可以確切看到，越是對外自由開放的期間，整體經濟績效表現就越好，國民福祉水準也越快速提高，反之則否。
第二是，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組織為主體的經濟體，其新陳代謝速度之快，應變調適的彈性之大，乃造就了臺灣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的極大活力與高度競爭力。臺灣中小企業經濟的最傑出特色，就是「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在大量活潑的創業、倒閉、又創進、又退場的機動變遷中，讓臺灣從小農經濟社會變成為世界級貿易大國。
【受小損換得成長】
第三是，跟發展經濟學上所有後進社會邁向先進國家的實證歷程經驗一樣，在其國家經濟升級轉型過程中，都會遭到「得利者與受害者並存」的結構性摩擦現象。
凡是能夠採「受小害換取大利」替易法則的國家，自然就能夠步步上進，成就其國強民富；歷史上所有在這種歷程中成功得利的經濟體，無一不是以付出「小損」為代價，而取得普遍性大利益的國家。
【兩岸需達成協議】
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既然要作為臺灣未來擴大對外洽簽FTA，以及參與TPP、RCEP區域經濟整合協定的先期範例或進擊敲門磚，則「經濟自由化與市場更開放」，以及「相互對等、互惠互利」的兩大理則，就必須確實遵循，也就是說，你自由了多大程度，你開放了多大範圍的項目，對手國家才有「相對地」的自由開放予你。
同樣的，你固執保守了多少程度，對手國家也同等回敬你；而且，這種經濟合作談判簽署的「交易性本質」，無非是在「你利他害」及「你害他利」的彼此綜合併計之後，互相都有了各自的「淨得利」情況下，才真正達成共識協議，而共同監督配合，分別予以落實。
【貿易規模才是重點】
一般國家社會在計算這種相互之間的利益或傷害時，一向不會採取以「無限上綱弱勢損失之方式」來作為談判的準則，而是以產業部門、廠商社群、勞動就業、投資貿易互動之後的最大損益水準，究竟會占總體GDP份額的高低多寡來取決的。今天兩岸服貿協議的12項服務業產業，其產業規模地位、其所得效應及就業效應，才是決策評量的核心焦點。
兩岸服貿協議的標的服務業產業共分六類十二項，基本上，都是屬於WTO體制內的「可貿易服務業」類項，其規模與營運能量，都是在一定條件限度以上者，才足以承擔，這也就是部分學者所謂的「大財團」、「高專精專業人士」。
【中小服務業可轉進】
至於部分學者竟用小學算術方式，就簡易把兩岸服貿協議所協定12種服務業類項的總雇用計500萬人（全國就業人口，1120萬人），通通列為「生計受害之總人數」，這一作法令人不敢苟同。
這樣的簡易數學推算（不是經濟學理論模式的推計），其所得結論，當然會指向：「兩岸服貿協議一旦通過實施，臺灣既有這12類項服務產業，必然悉數陣亡歸零，全體就業人力失業淪落。」
這樣子的推論，不啻是假設：現在臺灣的這12項服務產業廠商及其所有雇用人力，根本完全不具任何特色職能、完全欠缺實力與競爭力，也無一不是溫室裡的草莓廠商、草莓人力，根本見不得陽光、經不起新鮮空氣吹拂？只要經濟一自由化，市場一開放，就立即蒙塵倒斃？
但是，在臺灣的服務業產業部門，並非僅此12項，還有更多高級化、先進、高附加價值、高獲利率等競爭力強的服務業類項，可以去投資發展，或者任職就業的，不會因為兩岸服貿協議通過後，而不復存在！
【加速臺灣產業升級】
臺灣曾經在80年代的「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開放政策中，大開了製造業部門的市場大門，當時所謂的弱勢製造業，就有數千家倒閉，其中更有76家相當規模的廠商，成為必須政府援手紓困的「艱苦工業」，同時，失去「頭路」的勞動人口，更超過萬人以上。
然而，不用10年的時間，因為高科技廠商蓬勃的帶動，所有中小企業製造業，在國內更高度競爭壓力以及國際市場新機遇的誘引之下，亦隨之進步升級；國內大規模的失業人口，也在政府積極的職業訓練輔導之下，迅速轉行改業，而找到更好待遇、更好環境的新工作。
80年代發生在製造業部門的歷史，必然在未來兩岸服貿協議、甚至更宏闊的FTA、TPP、RCEP協定之後，再度重演。
【不到1%的極少數】
主政當局及廣大社會民眾都應該了解到，某些學者口中的「極大傷害」其實並非可預見未來的，因為，兩岸服貿協議所涉及的12種服務業類項，不論是其產業家數或勞動人數，都是現在臺灣經濟體中不到1%的極小數，另外，可能導致的現象或問題，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去事中協助或事後救濟。
因此，主政者或學者們不應該拿這種輕微的「苦肉之疼」，就輕率否決掉臺灣服務產業發展的躍升機會；要扭轉臺灣長年以來「亞洲最大服務業貿易赤字國家」的形象，就必須在服務業市場大方放人進來，讓廠商更具視野並勇敢打到國際市場去，以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絕大多數利益」。
【行政部門有決策權】
最後一點是，任何更先進、更民主的國家，面對任何類型的國際經貿談判時，都必須爭取最大的「己利」，根本不會在「完成簽署」之前（甚至之後），不顧「爾虞我詐」的談判要領，輕率自掀底牌的。
而且這種經貿談判的權責，本歸屬為「行政決策權」範疇，其國會及民意都不該做出當今可見的無理要求與處置；同時，任何人在面對兩岸服貿協議之前，都必須要有的認知與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