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醒報記者李昀澔綜合報導】「醫界支持DRG的理念，卻普遍無法認同當初協商後公布的給付標準。」台北榮總泌尿部主治醫師張延驊表示，DRG的標準是由臨床各科醫學會代表，就臨床經驗及醫療現況，透過專業會計人員算出所需費用，交由總額協商審議，但最後公布的標準，與醫界提出的數據落差過大，「各醫學會代表似乎僅剩到場為健保署背書的功能而已。」
由於醫界的反對抵制，於99年上路、原訂5年內分成5階段實施，卻在第2階段的「診斷關聯群」〈DRG〉給付措施時，不得不煞車喊停，且一停滯就快三年。部分醫界人士認為，DRG難以推行的原因，在於給付標準的制訂並未與時俱進，醫院若遵照固有標準，根本沒有空間提供病人新式技術及藥品。
醫改會研發組研究員沈珮涵表示，國內曾參考國外DRG因應新藥採取的「add-on」模式，也就是醫院或廠商可針對新藥向健保署提出申請，由健保署考量新藥費用、病人適用普及率、占舊DRG給付比例等因素後，再提出修正方案，例如院方、健保各付一半的方式，但醫界與健保署無法就此達成共識，因此DRG仍然難以繼續推動。
更有甚者，健保署在因應醫界內、外、婦、兒、急等科「5大皆空」的窘境，就提高部分科別的醫療給付標準，「各學會難免認為，當初大費周章計算出的給付標準，似乎不具有實質意義。」張延驊說，「醫界當然也不樂見DRG空轉，但前提是必須訂定具有一致性，且符合醫療現況的給付標準。」
張延驊進一步解釋DRG標準不一的問題，表示給付標準是由各科別先訂出一套複雜難易程度，再比對各科別難度相似的手術，作為同一等級的給付基準。
「例如泌尿科與一般外科都會執行疝氣手術，就可以作為比較基準。」張延驊認為，要客觀比較各科手術難度並不容易，而衛福部也沒有出面仲裁或主持協商，是另一個導致醫界對給付標準不滿的原因。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陳敦源則指出，由於醫師必須對疾病的認定非常明確，才能啟用DRG機制，但很多時候病人症狀複雜，院方難以就單一診斷結果申領給付，因此DRG在臨床實務推動上原本就頗具難度。
另一方面，儘管美、德、法、日、韓等國都採DRG制度，但各國健康保險體系本質不同，給付方式也不同，國內要繼續推動DRG，確實有必要重新審視各疾病群組的給付標準。
不過也有人對此看法有異見，民間監督健保聯盟發言人滕西華反駁，新藥及人口老化等「非協商因素」，在協商計算DRG標準時，都已列入加權，也就是給付標準並非「食古不化」。
